(电子商务研究中心讯) 2015年4月2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主办、VISA公司和中国银联协办的《中国支付清算发展报告(2015)》发布会在京举行。
报告旨在系统分析国内外支付清算行业与市场的发展状况，充分把握国内外支付清算领域的制度、规则和政策演进，并且深入发掘支付清算相关变量与宏观经济、金融及政策变量之间的内在关联，动态跟踪国内外支付清算研究的理论前沿与文献脉络。报告将致力于为支付清算行业监管部门、自律组织及其他经济主管部门提供重要的决策参考，为支付清算组织、机构和金融机构的相关决策提供基础材料，为支付清算领域的研究者提供文献素材。
1.《中国支付清算发展报告(2015)》指出——
央行应该适应新技术挑战，推动支付服务与规则的优化
在支付清算体系建设中，面临国内外环境的不断变化，除了安全和稳定性要求之外，不断提升对各类客户的服务效率和体验，是监管部门需要更加重视的目标。例如在最具代表性的零售支付领域，就首先需要做好风险与效率的权衡，二者不应有所偏颇。监管部门应该更好地引导零售支付市场健康发展，推动支付服务提供主体的自我完善和升级，因为真正能够把零售支付市场“蛋糕”做大的选择，是依托支付平台、产业链之上的多元化增值服务，包括提供面向不同客户的、支付附加的非金融和金融服务。同时，我国的支付市场建设还应从全球战略角度看待，重在提升跨境服务能力和水平，从而更有效地给企业和居民提供服务。此外，当前网络信息技术对于支付体系带来的重大挑战，很大程度上都体现在账户层面。面对网络电子账户的快速发展，央行一是应该加快规则建设，包括电子签名等各种“软规则”和应用远程开户的硬件设施和技术标准，并把握好过渡期网络实名认证账户和线下实名账户之间的关系，二是结合新形势深入研究网络银行和虚拟电子账户的监管问题，及时修订和完善原有的线下规则，或者出台新的监管规则和标准。
2.《中国支付清算发展报告(2015)》指出——
各国都越来越重视支付清算体系的理论与政策研究
对于一国经济金融发展来说，支付清算体系构成了最为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也是各类金融交易顺利进行的依托。与其在现实中的重要地位不断凸显相称，支付清算领域的研究也逐渐走到了学术前沿。近年来在国外兴起的支付经济学，就旨在研究支付过程的交换机制，包括代理人完成支付使用的支付工具，及金融中介在支付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等。这些学术探索正好契合了各国监管部门的需求，如欧央行主导成立了支付经济学研究小组(Payment Economics Network)，旨在使支付清算研究与政策制定更好地结合起来。美联储在2015年初发布了题为《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the U.S. Payment System》的报告，并且正在构建两个工作小组，分别着力研究和推动美国支付体系的效率与安全。实际上，支付清算领域研究已经从过去货币和信用文献列车中的一小节“隔离车厢”，逐渐成为蕴含丰富的理论、方法创新前景的学术“富矿”。
3.《中国支付清算发展报告(2015)》指出——
第三方支付行业发展趋势：转型与规范
一方面，随着第三方支付行业的参与者越来越多，各企业在互联网支付、移动支付、收单等业务领域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同质化，业务规模和利润增速的下滑、监管机构的严格监管和大力整顿，促使第三方支付机构纷纷谋求转型，在原有支付业务承担收付款功能的基础上，与财务管理、市场营销、金融服务等业务进行叠加，谋求为客户提供全方位服务。尤其是行业领先的支付机构，预计将对多年发展积累的大量客户数据信息进行挖掘、整理和利用，对用户账户变动规律、用户支付习惯、用户关注商品类型等进行深度研究，以传统的支付业务为中心，向前端和后端进行业务拓展。其中，可以利用过往交易流水、企业基本信息、上下游企业信息、行业基础信息等，向前端发展融资服务、理财服务、财务咨询等业务;利用企业目标客户信息、客户支付习惯信息和账户信息、目标行业目标市场信息等，向后段发展战略规划、电子商务解决方案、线上营销、市场推广等业务，从而进一步实现支付业务的增值和延伸。
另一方面，未来在整个第三方支付体系的发展中，规范运行将成为另一重要主线。首先在支付产品和服务创新、机构运营和内部管理、备付金的安全保障、与银行业机构的关系等方面，需要建立一个更加健康、共赢、规范的支付生态协作体系。在此之外，各方最关注的问题，还是在以互联网支持的公共网络系统下，第三方支付既能够给用户提供更有效的支付体验，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如部分支付企业实际上已经介入到了清算环节。长远来看，在新技术冲击下，各种类型的转接清算组织出现融合趋势，整个支付清算体系将更加具有开放性。以提供网络支付服务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企业来看，能够一定程度上提高小额、零售支付交易的清算效率，并且提供基于大数据的增值服务和信用支持，但与此同时，也面临依据的规则缺位、信息不够透明、结算最终性的信用支撑有所不足等矛盾。
4.《中国支付清算发展报告(2015)》指出——
第三方支付行业发展趋势：并购与创新
一方面，随着第三方支付行业的不断发展，行业内积累起来的海量用户数据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将成为吸引越来越多其他行业巨头参与。从2011年至今人民银行每年发放的第三方支付牌照数量来看，2014年发放牌照的步伐已明显放缓。在2015年初人民银行发布的2015年支付结算工作要点的通知中，已明确“严格支付机构市场准入，鼓励现有机构兼并重组、持续发展健全市场退出机制，研究实施支付机构分类、分级监管”的工作思路。可以预见，未来新增牌照数量将会减少，需要拓展支付渠道的企业可能将更多地选择收购已持牌企业。例如，2014年底万达集团与快钱签署战略投资协议并获得快钱控股权，就是这一趋势的一个缩影。此外，经过不断的市场并购和行业整合，目前没有持续经营能力的部分第三方支付企业，甚至会退出市场，从而形成“有进有出”的市场流动特征，逐渐呈现“良币驱逐劣币”的趋势。
另一方面，在互联网经济时代，不断创新将是第三方支付机构保持和获取竞争优势的主要手段。可以预见，未来支付机构将以客户为中心，不断挖掘客户需求，增加客户黏性。通过二维码支付、声波支付、指纹支付、短信支付等支付手段创新改善客户体验;通过改进快捷支付流程提高支付便捷性;通过虚拟信用卡、票据电子化等支付模式创新将线下运作模式转为线上，实现线上线下双向融合;通过无卡支付、虚拟POS机等技术手段创新弱化支付介质，便捷支付操作。
5.《中国支付清算发展报告(2015)》指出——
2014年新开账户数大幅增加
2014年全年新开股票账户约950.92万户，较上年增加约458.02万户,同比增加约92.92%。其中，新开A股账户949.18万户，较上年增加457.91万户，增加93.21%;新开B股账户1.74万户，较上年增加0.11万户，增加6.75%。
截止到2014年底，期末股票账户数为18401.17万户;其中，期末A股账户数为18145.62万户，比上年增加882.24万户，增长5.11%;B股账户255.55万户，比上年增加1.29万户，增长0.51%。经证券公司核实、申报的休眠账户数为4186.48万户。股票账户去除休眠账户后的有效账户数为14214.69万户。
截止到2014年末，一码通账户数为11607.63万户，下挂A股子账户的一码通账户为7216.83万户。
6.《中国支付清算发展报告(2015)》指出——
一码通上线推进证券账户整合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资本市场登记结算后台基础设施的技术业务平台是依照市场的不同而分别设置的，仅中证登就拥有上海、深圳以及开放式基金三套开户系统，并且这三个系统相互隔离，不仅存在重复建设、标准不统一、市场效益不高等问题，同时也使得监管者及金融机构难以获得透明、完整的市场信息。证券账户整合工作便是通过为投资者配发一码通账户，利用统一识别码将其不同的证券账户，诸如沪深A、B股、基金、新三板等账户与统一的一码通账户相关联，从而实现投资者证券资产统一登记、身份统一识别、信息统一归集的目的;同时建立统一的账户平台，实行账户业务的集中运行，将账户业务的规则进行统一，从而使得各层次的市场账户体系得以实现标准化、统一化，在不同层次之间建立起有机的联系，这将会使市场效率得到极大的提升。作为总账户，一码通对于投资者来说仍是实行“一人一户”，但是挂在其下的各种证券子账户则将逐渐的不再受到“一人一户”的制约。
对于投资者来说，一码通账户为其清晰呈现账户全貌，投资者可据此更加方便地查看其各种证券账户的信息，更加方便地办理各项业务，同时全面统一的账户业务规则及处理流程，也使得原本存在的市场账户业务差异被消除，这有利于投资者办理账户业务的效率和体验的提升;对于券商而言，一码通的推行将有利于其对客户风险的识别，进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同时在集中数据的基础上，也利于其提供精准服务、量身打造的创新金融产品，从而推动整体行业的创新转型;对于监管者来说，投资者的各种账户被统一关联到一码通账户之下，使得监管者可以得到更加完整且透明的交易信息，这有利于监管成本的降低以及监管盲区的减少。作为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过程中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未来一码通账户的覆盖范围必将进一步拓宽。
7.《中国支付清算发展报告(2015)》指出——
应加强证券托管结算机构间的互联互通
目前，债券转托管在发达国家普遍存在并运转流畅，从技术上理应可以实现转托管实时到账。对于债券市场，应支持债券品种在不同市场的交叉挂牌及自主转托管机制，促进债券跨市场顺畅流转;推动托管结算机构信息共享、顺畅连接，加强互联互通，努力提高债券跨市场转托管效率;支持监管机构逐步强化对债券登记结算体系的统一管理，防范系统性风险。对于证券市场，应加强场内场外市场间的互联互通，统一标准，数据集中。
8.《中国支付清算发展报告(2015)》指出——
支付清算运行的变化带来新的挑战
2014年我国的支付清算业务快速增长，尤其新兴的移动支付等业务更是如此。与此同时，当年的支付清算平均每笔交易规模保持了下降的总体趋势，而单位结算账户在银行结算账户中所占的比重也进一步下降，反映了新兴的快捷支付方式的普及对于小额非现金支付活动和个人银行账户使用所起的推动作用。相信随着支付技术的发展，这一趋势仍将在未来数年内继续。
类似地，基于支付清算系统交易估计的货币流通速度保持了近几年的增长趋势。研究表明，非现金支付工具业务规模与M2的比值从2013年的14.53上升到了2014年的14.80，而支付清算系统业务规模与M2的比值从26.6上升为27.6。新兴支付技术与支付方式的应用使得资金在经济体系中的周转变得越来越快，这也为M2在货币政策体系中的地位和相应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带来了挑战。
9.《中国支付清算发展报告(2015)》指出——
支付清算体系与宏观经济指标之间有丰富的关联
实证分析表明，支付清算指标与GDP、CPI、PPI等都有密切关系。例如，就名义GDP来看，一方面从非现金支付工具看，研究发现名义GDP的季度同比增长率与滞后2期的非现金支付工具增长率显著相关，后者能够解释GDP增长率波动的近50%，这就使得非现金支付工具具有一定的“预测”能力。具体到不同支付方式来看，除了汇兑等支付方式与GDP之间的关系不显著之外，票据与银行卡同GDP增长率都有很强的相关性。尤其是银行卡，其滞后2期的同比增长率可以解释GDP季度同比增长率波动的70%以上，拟合优度远远超过总体非现金支付工具。另一方面从支付系统看，大部分支付系统业务都与名义GDP的同比增长率有着显著的相关性，不过其中拟合优度最高的则是行内支付系统，它在显著性与拟和优度上都要高于支付系统总体业务规模的拟合效果。
就真实GDP来看，在其季度同比增长率与总体非现金支付工具规模增长率之间没有发现任何显著相关关系。不过在更具体的非现金支付工具种类上，课题组发现票据与信用卡同真实GDP相关。另一方面，不同于非现金支付工具，支付系统业务与真实GDP之间有着显著的相关性，尤其是大额实时支付系统。还有，值得注意的是银行卡跨行支付业务，它与真实GDP之间的相关性并不体现在当期，而是滞后1期，并且其相关性在显著性与拟合优度上也大大超出其他支付系统业务。
就CPI和PPI来看，一方面，CPI与非现金支付工具其滞后2期的业务金额显著相关，后者能够解释CPI增长率波动的超过70%。其中，银行卡和汇兑等其他方式同CPI变化率的关系显著，并且时滞都是两个季度。同时，滞后1期的支付系统业务增长率可以解释CPI季度同比增长率约一半的波动。另一方面，滞后2期的非现金支付工具增长率与PPI季度同比增长率显著相关，并且能够解释后者约一半的波动，其中，银行卡支付增长率可以解释PPI增长率三分之二的波动。同时，滞后2期的支付系统业务增长率与PPI季度同比增长率显著相关，并且能够解释后者60%的波动。
10.《中国支付清算发展报告(2015)》指出——
我国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建设进展明显
伴随着场外金融市场的发展，采用中央对手方(CCP)清算机制，可以有效消除对手方风险，促进市场交易活跃，有效管理系统性风险;从微观角度来看，净额轧差还可以显著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市场参与者的参与成本。近五年来，中国场外金融市场实现了CCP清算机制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仅实现了业务的快速发展和所服务对象不断拓展，相应的中央对手清算机构建设也取得显著成绩。2014年，中国场外金融市场集中清算规模逼近20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利率衍生品中央对手清算规模是场内市场同类产品的2.62倍，充分显示出场外金融市场衍生品及与之配套的集中清算制度的优势。长远来看，我国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作为最为重要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之一，应进一步落实《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的各项要求，努力成为提升中国场外金融市场风险管理能力的重要支柱。
11.《中国支付清算发展报告(2015)》指出——
PFMI成为我国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基本原则
2012年4月，CPSS(2014年9月更名为CPMI)和IOSCO共同发布了《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Principles for Financial Market Infrastructures，简称PFMI)，成为指导各国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包括支付系统、中央证券存管、证券结算系统、中央对手以及交易数据库等。虽然各国对PFMI的落实执行进度不尽相同，同时体现在本国法律、法规、政策中的具体要求也存有差异，但各国均在朝着完整、一致遵守PFMI的方向在努力，这体现了危机后各国在对金融市场的认识以及金融监管的思路上存在某种共识。
提高金融基础设施的标准及加强其作用，实际上是在强化市场化的风险处置机制。当前我国依照PFMI原则推动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有利于金融市场的安全高效和平稳运行，有利于扩大金融领域对外开放与合作、支持人民币国际化，更重要的是可为进一步推进以市场化为导向、以服务实体经济为目标的金融改革而奠定坚实的基础。
12.《中国支付清算发展报告(2015)》指出——
目前，全球跨境支付市场竞争激烈，非银行支付机构开始搅动支付市场激烈竞争。跨境支付市场大致包括四种类型：国际贸易市场、国际金融市场(外汇投资兑换和跨境融资等)、全球B2C市场以及国际汇款。其中，商业银行除了在国际贸易市场占据主流支付地位之外，其他三个市场都开始发生结构性变化，被非银行支付机构渗透。其根本原因在于，在一定的安全边界之内，全球跨境支付市场更青睐支付效率，商业银行的支付体系则是以最小化风险原则设计的，缺乏灵活性，支付效率低。全球范围内，也开始提高移动支付等创新工具的支付效率。
13.《中国支付清算发展报告(2015)》指出——
银行间资金流动模式与金融稳定性密切相关
与宏观经济风险的时间维度相对应，由于金融体系结构而产生的金融脆弱性则是系统性风险的空间维度。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流动模式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它们之间的业务关系和可能的风险传染渠道，因此也是分析金融体系稳定性的一个重要侧面。课题组研究发现，目前我国的金融交易仍然具有相当的集中度，国有商业银行在其中发挥着枢纽和主导作用。正如许多系统性风险的情景分析所显示的，在这种资金流动模式下，只要国有商业银行不发生危机，对金融系统的冲击不会造成太严重的后果。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这也提醒我们加强对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监控，并且密切关注随着股份制商业银行崛起而导致的资金流动结构变化，以避免出现风险过于集中的局面，同时也为将来可能出现的风险未雨绸缪。
14.《中国支付清算发展报告(2015)》指出——
地区之前的资金流动呈现分散化趋势
课题组根据大额实时资金流动规模，进行了区域结构分析，其中可得数据截止到2013年。研究发现，2013年资金流动总量最高的5个省市依次为北京、上海、江苏、广东、深圳，而资金流动总量最低的5个省市依次为西藏、青海、宁夏、海南和贵州。2013年，北京、上海、深圳三者在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32%、13%和5%，其中北京的占比较2012年下降了2个百分点，延续了2007年以来的资金流动在区域上的分散化趋势。深圳和上海的比重则在自2011年开始的3年内保持了稳定。
就地区内部大额实时资金流动来看，2013年北京、上海和深圳在总规模中占比分别为32%、11%和4%。其中北京的份额比上年下跌了4个百分点，这是2008年以来的最大跌幅。上海也从连续三年保持稳定的11%下跌了1个百分点。相应地，其他省市所占比重则从2012年的49%上升为2013年的53%。
就地区之间的资金流动来看，北京的比重从2012年的44%变为43%，从而改变了该比重往年连续上升的趋势;北京与上海之间资金流动所占比重也从2012年的16%变为15%。上海与其他地区之间的资金流动比重保持了2012年的水平不变，仍为11%，深圳同其他地区的资金流动比重则上升了1个百分点，从4%上升为5%。由于这些比重变化都还比较微小，因此还不能判定它是否意味着北京在全国资金流动中枢纽地位不断提高的趋势是否发生了扭转。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尽管上海在2009年正式确立了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但是从全国的资金流动情况来看，其地位不升反降，背后的原因值得深入研究。（来源：中国支付网；编选：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