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商务研究中心讯)　　信息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的发展使人类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它正在塑造一种与过去的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不同的人类社会文明。当代世界著名社会学家卡斯特尔自1980年代以来，以其机敏和睿智，发现了信息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变迁与当代社会系统之重塑，建立了功夫独到的网络社会理论。本文介绍了卡斯特尔网络社会理论的形成过程、主要观点和社会影响，并对卡斯特尔的网络社会理论进行了一定的评述。

　　在我国社会学界，大凡接触过城市社会学的人基本上都知道卡斯特尔这个名字。人们通常把他称为城市社会学家，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城市社会学的旗手。但是，人们却较少知道卡斯特尔是一位造诣高深、影响广泛的信息社会学家，网络社会理论的建构者和当代社会结构变迁与当代社会系统重塑之逻辑的揭示者。这并不是因为卡斯特尔的信息社会学研究成果不多，也不是因为卡斯特尔的名气不大，而是因为我国对卡斯特尔其人其书介绍甚少。本文的目的就是介绍卡斯特尔的网络社会理论，以飨读者。

　　一、卡斯特尔网络社会理论的形成过程

　　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西班牙人，1942年出生于巴塞罗那市的一个贵族家庭。他青少年时期聪敏过人，踌躇满志，政治态度非常积极。在就读于巴塞罗那大学期间，曾与其姐姐一同断绝家庭关系而投身于反抗佛郎哥***政权的社会运动中。因为这种原因他曾被放逐，以致未能取得巴塞罗那大学的学位。后来他流亡到巴黎，于1965-1967年就读于巴黎大学，师从法国著名社会学家阿兰•杜罕(Alain Touraine)，并兼任巴黎大学高等实践学院工业社会学研究室研究人员。1967年，他毕业于巴黎大学，获巴黎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继而留任巴黎大学南特校区社会学助理教授。1968年的"五月风暴"，年轻气盛的卡斯特尔再度卷入运动之中。这次他再度被放逐，只得转赴加拿大。1969-1970年，卡斯特尔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大学担任社会学助理教授。1970年卡斯特尔又转回到巴黎，尔后在巴黎大学高等社会科学院担任副教授暨城市社会学研究室主任达10年之久。1979年，受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之盛情聘请，卡斯特尔离法赴美，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城市与区域规划学系的社会学教授。此外，卡斯特尔还曾客座讲学和学术访问过马德里、蒙特利尔、哥本哈根、威斯康星、波士顿、南加州、香港、新加坡、台湾、阿姆斯特丹、莫斯科、新西伯利亚、东京、巴塞罗那、日内瓦、墨西哥、智利等地的著名大学，担任过国际社会学协会城市发展委员会的领导人、加利福尼亚大学西欧研究中心主任，是伯克利国际经济圆桌会议的资深研究人员，古根汉(Guggenheim)会员。他还获得过赖特•米尔斯奖(C. Wright Mills Award)、罗伯和海伦•林德奖以及马德里地区政府颁发的都市计划最佳论文弗兰德斯奖。

　　卡斯特尔勤奋刻苦，在学术领域耕耘不止，即使在重病之中也不放弃学术研究。他发表过许多论著，仅著作就达20多部。主要的著作有：《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思路》(1972)、《帝国主义与拉丁美洲的城市化》(1973)、《城市、阶级与权力》(1978)、《经济危机与美国社会》(1980)、《城市与市民：城市运动的跨文化理论》(1983)、《高技术、空间与社会》(1985)、《西班牙的新技术、经济与社会》(1986)、《信息技术、经济重构与城市发展》(1988)、《信息城市：信息技术、经济重构与城市区域化过程》(1989)、《世界的科技城：21世纪工业复杂性的构成》(与斯科特合着，1994)、《地区化与全球化：信息时代的城市管理》(与博雅合着，1996)，以及《信息时代：经济、社会与文化》三部曲，即《网络社会的兴起》(1996)、《认同的力量》(1997)、《千年的终结》(1998)，等等。

　　卡斯特尔的学术经历了两个转变过程。首先是他的研究范式的转变。卡斯特尔的国际声誉起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这实际上是他的研究范式转变的时期。在此之前，卡斯特尔主要置身于欧洲社会的土壤成长，其所接受的教育和所观察的情况都是欧洲的，因而其所遵循的社会学范式主要是欧洲的经典社会学范式。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由于当时世界性社会运动的蓬勃兴起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社会历史变迁和学术理论反思等多重力量相互交织的影响，卡斯特尔集中精力，认真分析了当时欧美和世界的情势，对社会尤其是城市社会进行了深入的思索。这时，他沿着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批判理论思路，对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美国主流城市社会学的认识论以及社会学领域流行的经验论和形式主义认识论方法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批判，确立了唯物认识论的社会批判理论模型，从而实现了研究范式的转变，并创立了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城市社会学流派和空间/都市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他在《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思路》一书中谈到，他已实现了理论上的转向(梁栋，2001)。后来，他在其《认识论实践与社会科学》一文中，则更明确地表达了他所持的唯物认识论的社会批判理论范式(Castells and Ipola,1976)。卡斯特尔研究范式的转变，使他形成了注重现实问题、开阔学术视野、创新社会理论、解释现实社会的研究风格。这不仅是他在城市社会学领域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前提，而且也是他后来有可能转向信息社会学研究，建构网络社会理论，深刻揭示当代社会变迁的技术逻辑的重要基础。

　　卡斯特尔学术的第二个转变是发生于1980年代初期的研究方向的转变。在1980年代初期，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中心的新技术革命风暴席卷全球，迅速地冲击着社会的各个领域，并引起了各种社会关系的变革，引发了社会结构的变迁。由于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中心的新技术革命风暴首先在城市生发，城市便成了这场革命的首当其冲的承载者和承受者，因此，城市的信息化及信息化的城市社会变迁也是首当其冲的，并且形成一种不可阻挡的发展势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注重立足现实、面向未来而且反应十分敏捷的城市社会学家的卡斯特尔，很快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迅即开始了他的信息城市理论研究和信息技术的社会学研究。又由于后来信息技术的发展越来越迅速，社会的信息化、网络化及其由此导致的全球化所导出的信息社会学课题越来越多，特别需要社会学家对其进行超越传统社会学意义和视角的理论解释，因而卡斯特尔进一步抓住机遇，大胆探索，进而突破了他的信息社会学研究的领域，开展了涉及范围更广、研究难度更大的网络社会理论研究。他从1980年代初期开始，克服了病魔缠身的困难，并以提前退休而求专事信息社会学研究工作，就网络社会所涉及的诸种信息社会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最终于1990年代末期出版了他的《信息时代：经济、社会与文化》三部曲，形成了他的网络社会理论的基本体系。卡斯特尔在其1996年出版的《网络社会的兴起》一书序言的开头一句便说："本书的写作已达12年之久"(Castells,1996)。由此，我们可知卡斯特尔网络社会理论建构的艰辛历程。

　　二、卡斯特尔网络社会理论的主要观点

　　如上所述，卡斯特尔的网络社会理论是卡斯特尔自1980年代初期至1990年代末期诸多信息社会学理论成果的集成，是卡斯特尔诸多信息社会学思想观点的结晶。

　　这些理论成果和思想观点首先体现在他自1980年代初期至1990年代中期所撰写发表的诸多论著之中，后来则通过他撰写《信息时代》三部曲得以集结于《网络社会的兴起》、《认同的力量》、《千年的终结》三卷书中，尤其是《网络社会的兴起》这卷书中。这里，笔者根据所及数据扼要介绍卡斯特尔网络社会理论的若干重要观点。

　　1.网络社会的基本性质

　　网络社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这是作为网络社会理论必然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卡斯特尔作了这方面的回答：网络社会既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也是一种新的社会模式(Castells，1996：469)。

　　关于网络社会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卡斯特尔认为，我们的社会正经历着一场革命，这就是信息技术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信息技术就象工业革命时期的能源一样重要，它重组着社会的方方面面。而根植于信息技术的网络，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普遍技术范式，它使社会再结构化，改变着我们社会的形态。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就是信息时代，或者说网络时代。"作为一种社会历史趋势，信息时代占支配地位的功能和过程均是围绕网络逐渐构成的"。"网络构成了我们社会新的社会形态"(Castells,1996：469)。

　　卡斯特尔给网络下了一个定义，他这样说："网络由一组相互连接的接点构成。"而接点到底是什么，卡斯特尔说："具体地讲，依赖于我们所讲的具体网络的类别"(Castells，1996：470)。比如说，在全球金融流网络中，它们是股票交易市场及其附属的先进服务中心；在欧盟管制的政治网络中，它们是国家的内阁和欧洲的官员；在信息时代的全球媒体网络中，它们是电视系统、新闻报导组以及产生、传输、接收信号的装置等。卡斯特尔还说，由网络所界定的地志学所决定的两点(或社会地位)之间的距离(或互动的频繁度)，如果两点是在同一个网络中的接点，就会比不属于同一网络中的接点要小。另一方面，在一个特定的网络内，接点之间的流动没有任何距离，或是相同的距离。这样，对于特定点或特定地位来说，其距离(物理的、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将在零(对于在同一网络中的接点)和无穷大(对于任何网络外部的点)之间变化。由以光速运行的信息技术所规定的网络中内在的和外在的以及网络间的关系的建构，构成我们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过程和功能。网络是一个可以无限扩展的系统。在网络中，所有的接点，只要它们有共同的信息编码(包括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成就目标)，就能实现联通，构成网络社会。卡斯特尔认为，从现在开始的社会就是一个由各种接点通过网络联接成的网络社会。

　　自互联网出现以来，尤其是全球信息网络出现以来，人们对此亦喜亦忧。喜的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给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带来了便利，提高了人类生产的效率和效益，提高了人类生活的水平和质量；忧的是社会的信息化、网络化也会给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带来冲击。事实上，人们的喜是有道理的，忧也是有道理的。卡斯特尔指出，一个以网络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是高度动态的、开放的社会系统。在以网络为基础而构成的网络社会中，社会生产关系不再是一种实际存在，资本进入了单纯循环的多维空间，劳动力则由一个集中的实体变为差别极大的个体存在，网络社会的社会变革过程超出了社会和技术生产关系的范围。从更广阔的历史前景看，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上会改变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在网络中的现身和缺席，以及每个网络相对于其它网络的动态关系。网络社会代表着人类经验的巨大变化，网络社会实际上也意味着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各个领域的巨大变化，我们必须直面这种新型的网络社会。

　　2.网络社会的构成模式

　　我们知道，工业社会的构成模式不同于农业社会的构成模式，这已是一种定论。那么，网络社会的构成模式如何呢？卡斯特尔认为，网络社会的结构不同于工业同的信息编码(包括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成就目标)，就能实现联通，构成网络社会。卡斯特尔认为，从现在开始的社会就是一个由各种接点通过网络联接成的网络社会。

　　卡斯特尔在其1997年出版的《认同的力量》一书中认为，信息技术革命已催生出一种新的社会模式，即网络社会。从现实的情况看，这种社会模式有其特征，这就是经济行为的全球化、组织形式的网络化、工作方式的灵活化、职业结构的两极化(Castells，1997：354)。用目前流行的术语来讲，这种社会模式也就是一般所说的信息化模式。

　　关于经济行为的全球化，卡斯特尔指出，在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信息化社会里，其经济形态与工业社会的经济形态相比将发生转变，这时将会出现一种以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为特征的新经济，其核心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生产力及对获利能力的强调，脱离了工业经济单一的生产力增长方式。所谓信息化是指一种"生产和管理的社会和技术组织的特殊形式，它通过对新的信息技术的运用而使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生产效率得以实现"(Castells and Yuko Aoyama，1994)。信息化不只是指信息产品本身生产的大量扩展，更是指生产技术与管理方式适应信息技术的变化而产生的变革，这种变革能够提高经济中各个生产领域的生产力。信息化因其以信息技术为基础而形成新的技术范式，这将使得成熟工业经济所蕴藏的生产力得以全面释放。网络化使信息技术产业逐步围绕着互联网组织起来，成为整个经济新技术与管理专业知识的来源，生产力增长主要依赖于网络的发展和运用。全球化则使得金融、贸易、生产、科技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对专有劳动的强调使得劳动也具有了全球性的意义(梁栋，2001)。

　　关于组织形式的网络化，卡斯特尔认为，由于技术具有相互依存、不断累积和不可逆转的特征，从而会影响生产过程的性质、结构和组织。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的比较已经表明了这一规律。在网络社会里，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的企业组织改变了其组织形式，以适应快速的经济技术变化(Castells，1996：164)。网络企业组织对传统的科层组织形式的改造，使企业组织由工厂化时期的大量生产转变为弹性生产，或者说从"福特式"生产转变为"后福特式"生产也即根据客户的需求来从事生产(Castells，1996：154)。尤其是信息产业或网络产业，是更具弹性的一种产业，它的生产弹性更大。新的管理方式则更强调组织内部和组织外部的各种联系、协作和合作关系。企业组织在管理流程上呈现出水平化，同时向下拓展出企业网络，所有这些都建构着某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正因为如此，在网络社会的新经济中，传统的大型企业由于制度僵化而面临许多危机和挑战，而一些中小型企业则由于灵活的经营机制和广泛的关系网络而更加具有活力。可以说，中小型企业是更能适应国际经济弹性生产体制的组织形式(Castells，1996：156)。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卡斯特尔的这种分析是非常到位的。

　　有关工作方式的灵活化，卡斯特尔也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在网络社会里，以信息为基础的生产必然引起产业内部明显的技术和社会劳动分工，这种技术和社会劳动分工必然导致产业内部的生产分割，这就带来了劳动空间的分工以及不同生产工序的分割式分散化。同时由于以信息为基础的生产是注重过程的产品的生产，因而生产工序不受制约，而且信息处理设备的使用又允许生产过程的分离，这样，劳动空间的分工以及不同生产工序的分割式分散化也成为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非常灵活，而且也允许人们的工作方式非常灵活。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网络社会中的人们更多的是运用信息化手段参与生产和工作的，因此，他们在什么地方工作，在什么时候工作，为几家企业工作等，都具有极大的灵活性。

　　劳动的过程是社会结构的核心(Castells，1996：201)。卡斯特尔对劳动就业与社会结构问题的研究十分重视，他研究了信息化范式中的劳动过程，并预计了网络社会就业结构的两极化分化问题。他指出，在可预见的未来，就业结构将发生新的变化，农业、制造业中的就业人口将日益减少，社会服务行业将日益兴起，对高级人才与简单劳动者的需求必定同时增加，社会的职业结构将会呈两极化发展。在信息技术范式的劳动过程中，就业者将会被区分为网络工作者、被网络联接者、网络之外的劳工(Castells，1996：244)。此外，还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是，在信息化或者网络化的社会中，信息技术将变成劳动过程的关键组成部分(Castells，1996：243)。它会导致出现这样一种新的分工，这就是人类本身主要从事知识和信息的生产，而实际产品的生产则通过生产的高度机械化和自动化由"工具"来完成。这时，工业社会的社会分层似乎对上述情况不再起多大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当代社会需要一种新的标准来划分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层。否则，我们很难真正认识和把握当今和未来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变迁。

　　3.网络社会的特殊功能网络社会是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大为不同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它是基于信息技术所构建的网络而联接成的社会系统。这种社会系统具有着其它社会系统所不具有的特殊功能。卡斯特尔自1980年代初期起即开始考察这种特殊社会系统的特殊功能。他所论及的网络社会的特殊功能主要是：

　　(1)网络社会产生信息主义精神。笔者认为，所谓信息主义，是指以崇尚信息技术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及其它各方面的功能和作用，把知识和信息视为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及其它各方面发展和变革的基础，把社会的信息化看作社会发展的主导趋势和基本动力的思想观念。卡斯特尔在与博雅合着的《地区化与全球化》一书中说：20多年以来，一种新的技术范式已经出现，我们称之为信息化范式。(Borja and Castells，1996：8)卡斯特尔是一个信息主义者，他试图超越"通常"的社会研究，发掘新兴社会秩序的完美主题和形式(安迪生，2001)。在《信息时代》三部曲中，他依据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框架，讨论了信息主义与信息主义精神的问题，建立了信息资本主义理论。卡斯特尔认为，网络根植于信息和信息技术，而信息和信息技术衍生信息主义。信息主义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普遍范式，它使资本主义社会重构，形成信息资本主义。

　　作为当代社会普遍范式的信息主义，在卡斯特尔看来，它不仅理所当然地存在，而且由于信息技术在当代新技术革命中的核心地位，使信息主义范式在这一社会中泛化了，熔铸在具体的社会系统中。正因为如此，他把这一范式归纳为五个方面的特征，即：信息就是原材料；新技术的影响具有普遍性；任何采用这些新的信息技术的系统或关系集都具有网络化逻辑；信息主义范式以弹性为基础；特定技术将合为高度整合的系统。由此可以看出，信息主义范式实际上就是全面性、复杂性、灵活性与网络化等特性综合而成的一种意识形态或文化。

　　对于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论，卡斯特尔认为，它在工业社会中是有解释力的，但在网络社会中就有其局限性了。他说，在信息化条件下，社会由独立个体追求金钱、权力、幸福或效益而推动的旧秩序，正在为新秩序所取代。无所不在的网络使决心、行为和积极性都变得空前活跃，已成为新秩序的焦点。他进一步表示，如果社会网络开始控制交易和生产，如果网络质量决定人们彼此信任和相互协作的程度，那么人机结合就会具有全新的意义。他预示，21世纪正是一个由网络构建的具有全新意义的社会，21世纪的资本主义精神来自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空间，21世纪的资本主义应该是信息资本主义。基于此，卡斯特尔还对信息资本主义进行了研究(Castells，1996；1997；1998)。

　　(2)网络社会构成新的社会时空。空间和时间是人类生活的基本的物质层面。卡斯特尔对社会时空问题一向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在早年的城市社会学研究中就对社会时空多有涉及和讨论。他在《信息城市》一书中认为，与历史相适应的技术变革正在改变人们生活的基本范围：时间和空间，也就是增加了人们工作时间中的生产力，并且消除了空间上的距离。在信息技术范式的综合影响下，时间和空间两者都在发生转变。时间和空间的这种变化，不是别的事物在起作用，而是信息技术在起作用。在城市的时间和空间发生变化的过程中，信息技术是有力的工具。卡斯特尔强调，新的信息技术的确"对社会"有着"某种基本的影响，并因而对城市和地区有着基本的影响"(Castells，1989；斯特尔，1998)。

　　在对网络社会的研究中，卡斯特尔从先进服务、信息流动与全球城市，新的产业空间，城市的终结，信息城市，空间社会理论与流的空间理论，流的空间与地方未来的一种否定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空间和时间在较大程度上是围绕着流的空间和无时间之时间转变着和组织着的。

　　(3)网络社会促成信息城市出现。卡斯特尔一贯致力于"建立一个好城市的理论与一个城市的好理论"(Castells，1983)。20世纪6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期的城市社会学研究，使他成为一位了不起的城市社会学家，一个好城市的理论与一个城市的好理论的建构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卡斯特尔对信息化与现代城市的课题十分感兴趣，他提出了信息城市的概念，建立了信息城市理论。这一理论后来成为他的网络社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已写入到他的《信息时代》三部曲中。

　　卡斯特尔说："信息时代正在展现一种新的城市形式，即信息城市"(Castells，1996：398)。信息城市是信息经济的集聚地(Castells，1989)。信息城市的兴起不是通过某种模仿就能形成的，信息城市的出现有其特殊的规律。正如工业城市不是曼彻斯特在世界范围的复制一样，正在出现的信息城市也将不是"硅谷"的复制，洛杉矶还只是洛杉矶。卡斯特尔认为，由于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围绕网络组织起来和部分地由流的空间组成的特性，使信息城市不是一种形式，而是一个过程，一个以流的空间的结构性支配为特征的过程。信息城市是社会信息化的体现。

　　卡斯特尔分析了世界城市形成的力量基础，构造了所谓"发展的信息模式(Information mode of development)"，并认为所谓的世界城市就是他所说的信息城市(邓静、孟庆民，2001)。他指出，在信息时代开始时，作为我们生活的物质基础的技术、社会和空间的相互作用逐渐产生了一个新的"城市-区域"过程，信息城市的兴起成为一种必然。在这个"城市-区域"过程中，信息流空间正逐渐取代城市空间。信息流空间也具有一个特殊的结构，即网络。在信息流空间中，新的产业和新的服务性经济根据信息部门带来的动力运行，然后借由信息交流系统来重新组合。由于信息没有空间特征，信息技术也使得地理摩擦几乎为零，因此，世界经济当然会由地方空间转向流的空间。这时，新的专业管理阶层控制着城市、乡村与世界相互联系的专用空间，生产与消费、劳动与资本、管理与信息之间发生着新的联系，从而创造出新的国际经济。这就是信息技术使得信息空间成为不可逆转的经济和实用组织的空间逻辑，也就是网络社会信息城市得以出现的技术逻辑。

　　(4)网络社会形成新的社会认同。卡斯特尔在《信息时代》三部曲中探讨了社会认同的问题，尤其在《认同的力量》一书中更是集中讨论了社会认同从瓦解到新生的分化与整合过程。他指出，进入信息时代，工业时代的社会机制开始失去其意义和功能，财富、生产及金融的国际化使人们普遍感到不安，他们无法适应企业的网络化和工作的个体化，况且又受到就业压力的挑战；大教堂逐步的世俗化使其失去大部分的功能，它们不再能提供心灵的慰藉和真实而神圣的东西；家长制家庭的危机也使文化的传承失去了有序性。这时，个人不再有安全感，因而人们只有另选途径去寻求新的生活方式。在这个时代里，人们的认同感普遍缺乏，他们不再把社会看作是一种有意义的社会系统。

　　卡斯特尔在比较工业社会与网络社会的社会认同感形成和变化的过程和机理后说，在工业化时期，合法性的认同感构成了一个社会，后来这种认同感的瓦解又导致了个体主义的产生。所以，在网络社会里，对认同感的抵制同个体主义一样深深地浸入在社会机体之中。但是，由于人们抵制这种认同感，反对被剥夺经济、文化和政治权利的公民却趋向于形成一种新的小区认同感。因此，这个世界上不仅有国家机制、全球网络以及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体，还有在抵制认同感基础上所形成的小区。

　　卡斯特尔表示相信，虽然网络社会中的人们缺乏认同感，但是，网络化却有助于减少人们对认同感的抵制，有助于社会机制的重建。这是因为，网络是一种偏离中心的组织和干预形式，它不只是为了组织活动和分享信息，它还是文化代码的真正的生产者和传播者。网络对社会的影响很少来源于步调一致的战略和整齐划一的行动，很少由一个中心来决策，但通过多种形式的网络处理后，社会将逐渐形成新的社会认同感(崔国保，1999：234)。卡斯特尔的上述观点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和认真思考的。

　　三、卡斯特尔网络社会理论的简要评说

　　从技术理性的角度对网络社会进行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甚至哲学的思考，是卡斯特尔网络社会研究的出发点和着力点。正因为如此，卡斯特尔不仅对网络社会的形成和崛起的过程作了描述，而且从更高的层次上揭示了网络社会之结构、网络社会之变迁的技术逻辑。卡斯特尔对信息社会的研究涉及领域比较宽泛，研究课题非常新颖。尤其是他对网络社会的理论研究，更是令人钦羡不已。他的《信息时代》三部曲自1996年开始出版以来，就一直受到许多社会学家的关注和重视，许多社会学家通过在学术刊物上、互联网上发表文章，对其进行了广泛的介绍和高度的评价。这些评介对我们深入地研读卡斯特尔的著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作用，同时也对我们进一步地了解卡斯特尔的学术成就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概括地讲，卡斯特尔的网络社会理论具有如下方面的特色：

　　1.注重现实问题。卡斯特尔自1970年代初期研究范式发生转变以来，一直遵循唯物认识论的理论范式从事社会学的研究，因而，注重研究现实社会问题成为他学术理论的一个鲜明特色。这一特色也同样体现在他的网络社会理论的研究之中。如果我们不了解西方信息化、网络化在目前的实际发展状况，也许我们并不能作出如此结论，甚至可能认为卡斯特尔是在不着边际、想入非非地胡诌一气。事实上，当代西方的信息化、网络化进程已远比我们根据对我国信息化、网络化进程的了解的推测要发达得多。象卡斯特尔所提到的一些重要问题，在西方都可以找到具体的事实依据。况且卡斯特尔是通过大量的调查，包括许多的亲自观察而进行这一方面的研究的。他的《信息时代》三部曲的写作，其基础就是1960年代以来世界发生的许多具体的事实。美国依利诺斯大学教授安东尼•奥鲁姆(Anthony M. Orum)认为："他的一般讨论可以粗略地概括如下：世界在1960年代后期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即信息时代。由于三个独立的历史事件的'巧合'，它偶然地出现了。这三个独立的历史事件是：信息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的衰落，尤其是苏联东欧的解体；一整套社会运动的兴起，从女权运动到环境运动，都基本上是为它的参加者和听众寻求认同和创造新的认同。这三个独立的历史事件被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当然它们或多或少是同时发生的。"奥鲁姆具体介绍说："三部曲第一卷讨论网络社会，并试图说明借由网络媒介的资本主义信息化的资本主义劳动的新时代和新类型如何。""第二卷研究正在发生的文化现象和大的变化，最后讨论了许多不同的文化运动。""第三卷考察了大的民族国家或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问题，以及在它们的主权中的衰落问题。"奥鲁姆还提示："我相信，这部书，这个三部曲，应该为任何想了解现在正在发生的并可能最终把我们带入另一个世界的全球剧变的社会学家阅读，为我们每一个人阅读"(Orum，1999)。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说："这是社会与经济方面十分重要的作品，或许是迄今还未有人写过的针对当前社会世界中正在进行的不寻常转化之最有意义的尝试"(Giddens，2001)。我国专文评析卡斯特尔《网络社会的兴起》一书的作者梁栋先生指出："本书并不是追崇时尚的应景之作，其所要分析的正是日渐明显的新社会结构。在书中，卡斯特尔教授勾勒了网络社会的内在结构、逻辑关系，显示出网络社会的一幅完整图解"(梁栋，2001)。由此可见，卡斯特尔确确实实是非常注重对当前现实问题的研究的。

　　2.超越已有理论。对信息化、网络化及信息社会、网络社会的研究，在卡斯特尔之前，已有不少学者为之。象美国的丹尼尔•贝尔、阿温•托夫勒、约翰•奈斯比特、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日本的森田米津、山界屋太一，法国的西蒙•诺拉与阿兰•孟克，加拿大的尼科•斯特尔，英国的威•约•马丁等，都对此作过研究。其中丹尼尔•贝尔建立了"后工业社会理论"；阿温•托夫勒提出了"超工业社会理论"；约翰•奈斯比特提出了"信息社会理论"；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提出了"数字化生存理论"；森田米津首提"信息社会"一词，并对信息社会的特征进行过讨论；山界屋太一建立了"知识价值理论"等等。这些理论大都早于卡斯特尔的网络社会理论，并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成为了信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象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山界屋太一的"知识价值理论"等，还真真实实是一种信息社会理论。但是，这些理论大多是属于未来主义的信息社会理论，是对他们当时所处时期之未来信息社会的一些预测，而不是对现实的、具体的信息社会的一种解释。而卡斯特尔的"网络社会理论"不同，他的研究对象是现实具体的信息社会和现实具体的网络社会。卡斯特尔真正在著述之先具体看到了社会信息化和社会网络化的具体过程，看到了社会信息化和社会网络化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及其它各方面的具体影响，因此，他对已有理论的超越首先在于他的现实的社会理论对预测性社会理论的超越。另一方面，卡斯特尔还提出了理论色彩十分浓重的学术概念和理论范式，如信息主义、信息主义精神、信息资本主义等概念和网络社会的信息技术范式，揭示了当代社会文明和社会变迁的信息技术逻辑及网络逻辑。他还依据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框架，建立了信息主义与信息主义精神、信息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论。正因为如此，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评价卡斯特尔的《信息时代》三部曲时说："我们正处于剧烈、迷惑的转变时期，或许代表着在整个工业年代之后已经前进移动的信号，然而在此却充斥着对信息社会软弱无力的描述，以及对后现代主义和大量社会诠释的空虚描述。

　　由此可知，曼纽尔•卡斯特尔的三卷作品试图描绘出信息时代社会与经济的动力重要性，他绝对可与马克斯•韦伯的《经济与社会》相媲美"(Giddens，2001)。卡斯特尔的导师、法国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教授阿兰•杜罕认为："卡斯特尔之杰作重新发现了现代社会科学最高的野心，发现以新技术与经济文明所产生的社会、文化与心理转化来替代对人性的研究"(Touraine，2001)。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社会学教授戈斯达•埃思平•安迪生指出："被称为'当代的马克斯•韦伯'的卡斯特尔，其关于网络社会的著作引起极大反响。无疑他试图超越'通常'社会研究，发掘新兴社会秩序的完美形式和主题"(安迪生，2000)。

　　3.引起重大反响。卡斯特尔的网络社会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新出现的一种信息社会学理论，这种信息社会学理论一经问世，便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而深刻的学术和社会反响。这种反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卡斯特尔的网络社会理论得到了世界范围的许多社会学家的关注和好评。如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阿兰•杜罕、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社会学教授戈斯达•埃思平•安迪生、美国依利诺斯大学教授安东尼•奥鲁姆、原国际社会科学学会会长、现任巴西总统的圣保罗大学教授费南多•H•卡多索等国际著名社会学大师都对卡斯特尔的网络社会理论及其著作进行了高度的评价和推介。费南多•H•卡多索(Fernando H•Cardoso)说："一部杰作，揭露当代文明系统之逻辑，厘清信息化社会之意义，本书对社会科学造成巨大的影响"(Cardoso，2001).阿兰•杜罕认为："本书将成为21世纪之经典"(Touraine,2001)。我国较早关注并介绍卡斯特尔网络社会理论的学者崔国保博士认为："卡斯特尔的这三本书对信息时代的经济和社会动态进行了总体叙述，分别从信息技术革命、信息化经济和全球化的过程、全球经济的文化、习俗和组织、工作和就业的转变等方面探讨在网络社会中出现的有别于以往的新的形态，并提出了一些富有创见的建议。他的学说在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崔国保，1999)。第二，卡斯特尔的网络社会理论著作还得到了出版界的青睐和出版传播。例如，卡斯特尔的《网络时代的兴起》一书，1996年由Blackwell Publishers Ltd首次出版后，十分畅销，于是该出版商于1997年重印三次,1998年又接着重印了三次。此外，世界其它国家的出版商也纷纷要求翻译出版该书。我国社科文献出版社最近也在组织翻译出版该书。从目前的情况看来，该书在我国很有热销的希望和可能。我们可以这样说，卡斯特尔的网络社会理论是世界上目前影响最大的信息社会学理论之一，而他的网络社会理论方面的著作也是世界目前影响最大的信息社会学著作之一。

　　当然，卡斯特尔的网络社会理论也不是十全其美的。首先，卡斯特尔虽然注重概念的创新，这是一件好事，但他所采用的某些术语有时显得比较模糊，不易为人理解。例如，信息主义、信息主义精神、信息资本主义、信息城市、流的空间、无时间之时间这些词语，在卡斯特尔那里，就不完全是一些经过明确定义的概念，在严格意义上它只是一种抽象的说法，更多的是一种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表达。其次，卡斯特尔虽然研究了信息时代或者说网络时代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问题，但它进行分析研究的视角有时是一种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而不完全是一种社会学的研究视角。正因为如此，他所探讨的问题不少是信息时代或者说网络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问题。再其次，卡斯特尔虽然对当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进行广泛的研究，但他的主要着眼点和着力点却在城市社会。卡斯特尔除了是一个信息主义者之外还是一个城市主义者，他最为了解的是城市，最为关注的是城市，他的理论中饱含"城市中心论"的思想观念，这与他早年专事城市社会学研究不无关系。最后，卡斯特尔虽然是一位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社会学家，但其思想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念是有较大出入的。因此，我们在学习和研究卡斯特尔的信息社会理论和网络社会理论的时候，必须对此有充分的认识。(来源：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微信平台 文/谢俊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