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商务研究中心讯)　　互联网正以无所不包之势将传媒、零售、物流、金融等多个行业卷入一股迅猛的大潮之中，给它们带来了巨大的甚至是颠覆生态的危机。在政策层面，国家亟需提出一个整体性、系统化的产业规划，一则让国家在互联网发展方向上的战略构想得以向全社会呈现；二则驱动危机之后寻求转机的企业“闻风而动”；三则让互联网下一步应向何处去的中国想象能够有所依托。本文将着眼于宏观，梳理“互联网+”的政策背景，研究“互联网+”的题中之义，并指出“互联网+”作为一种政策可能遭遇的挑战。

　　“互联网+”：政策缘何出台？

　　2015年4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一季度经济数据，其中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7.0%，创6年新低；2014年度经济数据中，GDP增速7.4%，更创15年来的新低。在宏观经济下行的压力进一步凸显的现实之下，产业结构升级难的这一痼疾却仍未得到实质性的解决，钢铁、船舶、光伏等产能过剩行业转型迟迟难见成效。2014年《产业蓝皮书》的开篇就直指这样一个现实：“中国的制造业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处于劳动与资源密集型产品、低技能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优势正在逐步弱化，中高端技能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优势正在爬坡积累的结构调整阵痛期。”①这段话隐含着中国经济在进入新常态之后，产业结构升级仍处于瓶颈期的客观事实。

　　如果将目光转向国际，2009年以来，面对经济危机的冲击和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德国、美国等主要国家均紧跟时代脚步，力图保持其制造业优势地位，或是倡导“制造业复兴”。它们所提出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战略，为实体制造业选择了互联网作为未来的发展方向。2011年，德国提出“工业4.0”战略。它的制定者之一卡格曼(Henning Kagermann)将工业4.0概括为两件事：“一是万物相联；二是物理世界与虚拟世界融合。”②2012年，通用电气董事长伊梅尔特提出“工业互联网”概念。他在2013年来中国时谈到，工业互联网就是把智能的机器、传感器和分析工具结合起来，用一种分布式和移动的方式来达成这一目标。

　　互联网的发展和互联网对其他生产和生活领域的渗透呈现了指数级增长的特点。时至2015年，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已经从一个新鲜事物变成了一种引发变化浪潮的强力催化剂。发生巨大改变的不仅仅是全球互联网本身，也包括中国互联网引发的国际关注。中国成为互联网新大陆重镇。2014年，新浪微博、京东、阿里巴巴等均赴美上市。尤其是阿里巴巴在纳斯达克上市之后，其市值位列全球互联网公司前三名，目前仅次于谷歌，领先Facebook与亚马逊，处于2000亿美元以上量级。而在香港上市的腾讯，其市值也逼近2000亿美元。在阿里巴巴上市同月，标普资本IQ(S&P Capital IQ)公布的报告中，除阿里巴巴和腾讯之外，百度和京东也处于全球互联网公司市值排名前十位。④同时，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5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49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3117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7.9%，较2013年底提升了2.1%。如此的企业体量和网民规模，以及由此而来的国际关注和国内聚焦，使得互联网未来的相关命题必须在官方话语体系中加以体现，并且这种体现应该是强有力的、宏观性的、可阐释的架构。

　　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统计中，企业对互联网的应用被分为四类：沟通类、信息类、商务服务类和内部支撑类。然而这四类应用主要集中在企业的信息需求、公共关系运营维护需求和人事需求上。信息化基础设施普及程度虽高，但是在应用的深度和可拓展性上尚不足够。传统行业触网的方式主要体现为O2O的商业模式的贯彻上，但是互联网对生产环节、管理环节的深度影响，几乎难寻迹象。例如，以家电业为例，《中国家电企业互联网转型报告(2014)》指出：“中国拥有6.32亿互联网用户，这催生了充满活力的科技行业、繁荣的社交网络和世界最大的电子零售(面向消费者的电子商务)市场。但到目前为止，大部分活动都发生在消费端，各个重要行业都没有跨越向线上转型的早期阶段。事实上，大约一半中国中小企业才开始利用互联网进行采购、销售和营销等活动。这意味着最激烈的变化还没有到来。”由此可见，宏观经济下行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遭遇瓶颈，主要国家互联网与产业更新的国家战略的出台所引发的新一轮紧迫感，中国互联网的体量与地位的倒逼，以及互联网对传统产业的深度渗透不足的客观现实，激发了“互联网+”作为一种必需的政策出台的整个过程。

　　“互联网+”：政策指向何方？

　　当我们谈及“互联网+”，首先就需要明确互联网在政策和国家战略中所处的位置和“互联网+”的概念范畴。

　　互联网，一次“根本创新”。每一次工业革命都需要并且以一个全新的“动力引擎”出现和全面投入使用为标志，而后其他的工业机器或各行业在与之适配的过程中被更新或是被重新创造。曼纽尔·卡斯特在他著名的《网络社会的崛起》中谈及工业革命，他认为其核心部分在于“能源生产与分配的根本创新”。⑤他在书中引用技术史学者福布斯(R. J. Forbes)的观点：“蒸汽机的发明是工业革命的核心事实。”⑥所以，如果我们采取“动力引擎”这样一个比喻——它是相当范围内生产和生活赖以跃动的供血的心脏——那么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动力引擎就是蒸汽机；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引擎主要被上溯至电力；第三次科技革命则追溯至信息控制技术的应用。如果我们承认第四次科技革命的说法，那么它的动力引擎，则应该是互联网。纵观几次革命的动力引擎，通常它们都既是本身可高速增长的基础设施，同时又普遍用于生产和生活，对现有生产工具和生活方式均做出几乎是史无前例的改变。“蒸汽机的力量可以在任何需要的地方，依照所需要的力量创造出来。”⑦福布斯的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今日的互联网：互联网的力量可以在任何需要它的地方，依照所需要的力量创造出来。无论你意愿上是否需要，互联网就在那里，你不拥抱它，它也许就会创造出新的东西，替代你，毁灭你。

　　因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认识互联网在国家政策和发展战略中所处的地位。首先，互联网作为一种高速生长中的基础设施，这种生长的潜在空间在中国尤为突出。宽带提速和移动基站的建设，是互联网普及和提速的硬件保障；服务器、通信协议、OA系统等信息安全设施的软件保障。作为基础设施的互联网的发展本身就可形成巨大的经济拉动力。同时，互联网作为拉动经济增长、优化产业结构的新引擎，还能够与各类传统产业结合，或者说各产业不得不与互联网发生关系。媒体出版、广告营销和通信已经被互联网化：产业生态变革带来的行业规范和受众需求的全盘改变，极大地影响了它们生存和发展的方式。金融业的互联网化走在制造业之前。互联网金融方兴未艾，P2P人人贷、移动支付和第三方支付等互联网金融模式，引发传统银行的集体危机。而互联网与制造业的结合则可能导向生产、管理、销售的智能化多位一体，即信息物理融合系统。

　　但是互联网的影响能力远不止于此。正如每一次工业/科技革命在改造经济的同时，也改造了一个时代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一样，互联网作为更新社会结构的潜在动力也不可小觑。互联网的发展首先变革了人们的沟通方式和自我呈现方式。自微博出现以来，“舆论”成为逐步升温的热词。微博、微信等公共空间与主流媒体形成的话语场之间的对抗和张力，成为我们理解当下中国社会的重要范式。而这还远远不是互联网对社会结构的作用的全部与终结。一个趋势是，它在社会组织和社会动员方面越来越显示出力量。

　　“互联网+”，一场比特化的革命。自2015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互联网+”以来，各方对“互联网+”的理解有两类不同视角：一类是从互联网本身出发，多属于产业方向的中观解读；一类则是从政府和政策角度出发，从宏观面寻求“互联网+”的题中之义。这两类视角的区别实质在于行为主体范围的区别。笔者在本文中采取后一种视角，回归宏观政策。

　　卡斯特在他对信息技术革命的研究中提到，“不论美国或全世界，国家才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动者，而不是车库里的企业家。”⑧这是由于国家具备发展大型研究计划和大型市场的能力。但是，企业家绝非不重要。创新氛围和企业家在科技进步中所起到的作用已经在历史上无数次被证明。在国家的“发动”之外，正是“受到技术创造文化与快速个人成功之角色模型刺激的分散化创新”，⑨真正促成了新的信息技术的蓬勃兴起。

　　如果以政策作为我们的出发点，那么丹尼尔·贝尔在论述后工业社会时所采用的社会结构—政体—文化的框架，就是可以帮助我们认知政策之外的纷繁复杂现象的有利框架了。尽管贝尔的总体化理论颇受质疑，但是我们仍可以借用他的中轴原理来将这个问题逐层抽解。换句话说，所谓的社会结构—政体—文化，即是经济化的社会运行模式，参与管理的现代政体的主要模式，以及实现和加强自我的愿望构成的文化样态。⑩这也是作为执政者进行国家管理时所最需要把握的三大主要方面。与这一架构相似的是，当我们走入“互联网+”这一政策时，它也拥有着自己的底层架构，这一架构由国家和政府及与之关联的大型企业主导；它具有自己的“政体”，各方参与将在政策之外广泛地拓展概念的意涵和实践的可能性；它必定会影响文化，因为它将促使社会语境发生变化。

　　首先，基础性建设：作为基础设施的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概念是模糊的，极具拓展性。一般意义上的基站建设之类的做法可以被称作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同样地，当阿里巴巴用淘宝和天猫为各类商户提供平台时，它也可以被称作基础设施，因为对于它的用户而言，阿里巴巴完成了“基础设施”的相似功能。有一个例子更能体现概念的模糊性和开放性。阿里巴巴旗下的阿里妈妈致力于使用自身的数据和数据分析服务，打造具备电商特色的全网营销平台。这也可以被视作使用大数据和云服务为商业机构提供基础设施的案例。

　　拓宽云技术的范畴，那么所有利用互联网进行存储、计算和开发的公司都可以被称作云公司；同样，基础设施也可以变成一个可以被推广和包装的概念，虽然它较之前者有着更多的官方意味。这样的概念推广本身并不能创造实际价值，但是它可以提示我们，当我们谈论“互联网+”时，作为基础设施的互联网，其核心究竟是什么。

　　在IaaS(Infrastructure-as-a-Service)，PaaS(Platform-as-a-Service)和SaaS(Software-as-a-Service)的划分法中，后两者是IaaS的延伸。它提示我们，基础设施最终指向服务。这样的服务分为四大类，一类是可供用户高速接入的网络环境，例如此前的“宽带中国”战略和不断呼吁的运营商“提费降速”及其所需进行的带宽和设备铺设；第二类是IaaS所指的场外服务器、存储或其他网络云服务；第三类是数据基础设施，即健全可开放的数据资源；第四类则是让硬件和网络之间能够顺畅接通的标准接口。其中，第二类可能多由IT企业担负。政府则需要在其他三项的建设和第二类的治理上着意。

　　在以上四类基础设施中，软性的IaaS和数据基础设施是互联网作为基础设施的精髓，也是“互联网+”政策在解决好基本的硬件问题的同时必须强化建设的一部分基础设施。二者的核心指向是云计算和大数据。这是降低整个网络社会运行成本，真正实现“互联网+”的政策有效性的根本所在。而由于云计算和大数据对安全的天然要求，政府的互联网治理能力将持续接受考验。

　　不能忽视的是，进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本身，将带来可期的经济效益。2014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500万元以上项目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额12065亿元，同比增长11.4%。⑪虽然增速比上年下降1.5个百分点，低于同期工业投资增速1.5个百分点，但是在拉动经济增长的贡献上，基础设施的潜在作用才是重中之重。

　　其次，指数级增长：“互联网+”的黑洞效应与数字化革命。“互联网+”的两大主要对象是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互联网+”形成了一个“黑洞”，将各类行业吸入其引力范围之中，差别只是时间和程度问题。当然，互联网不会席卷一切。但是在可预见范围之内，互联网作为新的动力引擎，必将与各主要行业结合，行成拉动经济成长、优化产业结构的新鲜动力。

　　资本市场较重量级的实体经济制造业走得更早也更快。2014年，互联网对金融业全面渗透，除阿里巴巴、腾讯等互联网企业进军金融领域之外，传统金融企业如招商基金、中国平安等也开始普遍触网，宜信等创新型的金融平台也纷至沓来。2014年年底，互联网金融的整体规模已超过10万亿，用户超4亿。“互联网+”金融已成为不可逆转的现实趋势。互联网与资本市场的结合，将较之传统银行，为资本的快速、高效流动在未来创造更好的条件。尤以P2P为例，它能整合社会闲散资金，为传统银行系统所排斥的借贷用户创造资金价值。网贷市场、基金销售市场、众筹市场等，仍处于起步阶段，随着互联网的普遍推进和居民可用资金的逐步增加，未来它们都具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资本市场之外，电子商务首先为实体经济进行了一场渠道优化的革命。在此之外，互联网与实体经济的竞合已经带来了产业结构升级的先兆。在轻工业和重化工业的分类法中，目前轻工业即与居民生活资料相关的生产和流通环节已被高度互联网化。数字化工厂已在轻工业部门初见雏形：从迎合消费者动态需求进行用户个性化订制，到生产的全流程监控和数据统筹下的多线并举与无缝衔接，最终到产品交付给用户及其后的保养环节。轻工业部门正在压缩中间环节，实现制造的“人机和谐”。海尔的个性定制空调即是一例。这类定制服务的背后，是生产部门走向数字化的初步尝试。这里，数字化不仅仅是自动化，而是基于自动化基础之上的可编程和网络化。从单纯的自动化和嵌入式系统向信息物理融合系统的转变，正是“互联网+”政策的前进方向。汽车行业，尤以特斯拉为代表，正在向平台方向打造新型汽车。但是在能源、钢铁等重化工业部门，传统的生产方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产能过剩、盲目投资的情况大量存在。这也是“互联网+”政策在推进过程中需要逐步解决的问题。

　　如本节首段所称，“互联网+”的黑洞效应，将首先将更轻量级的行业和部门纳入数字化轨道。数字化的结果，是指数级运算，而不是简单的加法计算。在实体经济的范畴内，工业互联网的实质就是工业的全方位数字化，进而打破工厂与工厂之间的围墙，形成新的动态网络。借用熊彼特经典的生物学比喻，“产业突变”也将由此展开。

　　最后，创造性破坏：个体创造力的解放与协同的不可预知性。创造性破坏是熊彼特创新理论的重要支点。它所描述的是一种内生增长的力量不断打破现有规则、型构新型关系的过程。与“互联网+”政策相匹配的是国家对于创新和创业的极大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被称为新常态之下的新引擎。在“互联网+”政策的激励之下，开放平台将为更多民众提供创造的新机会。这种机会，可能是商业的，也可能是社会的。但是无论是哪一种，个体创造力因为工具的可接近性正在走向越来越盛大的解放之中。“脸萌”、“足迹”等热门APP的出现，让“90后CEO”一度成为整个社会的“热词”。而微博上的“大V”和海量的微信公众账号正是舆论场中个体释放能量的集中体现。社交网络和言论重心的下移，为更多人提供了自我展示的机会和平台，正在为创造新型的社会关系和产业的新爆发力酝酿新的空间。“互联网+”无疑将助力这一切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开放平台引爆的创业可能性。而在“万众”背后，协同创新的偶发事件，将可能会带来“意外惊喜”。

　　“互联网+”政策的核心在于云计算与大数据。创新则是其精神实质和必备的社会氛围。它的主体指向和战略意义主要在于现代制造业的网络化和信息化。这也是政策需要攻坚的领域。而在电子商务和互联网金融方面，政府的真正角色主要是治理者和服务者。同时，在经济之外，“互联网+”可能造成的社会和文化的微妙变化，也是需要不断接受新挑战的未知领域。

　　“互联网+”：政策的潜在挑战

　　“互联网+”既是现实，也是趋势。然而从概念走向实践，“互联网+”作为一项政策主要需解决三大问题。并且，随着互联网化的深入，在基础设施完善和健全的基础上，经济制度和社会治理的重要性将更加凸显。

　　第一个问题是产业融合的现实难题。目前，尽管互联网来势汹汹，但是互联网化仍处于初级阶段。这意味着消费概念大于发展实质，赚取眼球多过实际收益。新型服务业尚在探索之中，先行被“互联网+”黑洞卷入的数字媒体和快速消费品等行业尚处于洗牌阶段。不确定性易成为第一重现实阻碍。尤其对于重工制造业而言，国有垄断部门的长期稳定状态很难突破体制惯性，进行真正的观念转型。所以，“互联网+”政策既需要舆论造势，又亟需为舆论填充真正充实的案例内容，即可以对企业家形成刺激的有力例证。

　　互联网+制造业主要是两大方向，制造业利用互联网，或者是互联网企业跨界投资进入制造业。前者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制度惯性之下的观念转型的不彻底性。而在观念转型之外，互联网企业与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之间的资金、技术壁垒和模糊地带的话语权争夺可能是目前一大关键难题。首先，是否具有资质跨过准入门槛成为了摆在互联网企业面前的第一个问题。主打垂直生态的乐视网日前宣布进军汽车行业。然而后者的资金链条和产业链环节的技术要求与单纯的互联网企业之间有巨大差别。此前锤子科技罗永浩在手机行业的尝试和挫折已能初步说明这一点。互联网企业进军传统产业多数采取了对行业内公司投资或战略合作的方式。这是现阶段稳妥的抗风险做法。但是若论互联网企业跨界颠覆行业水平，为时尚早。两种思维方式和运营模式，正在彼此碰撞，结果待明。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互联网企业不能为传统行业带来改革。在移动互联网的环境之下，改造制造业的可能性已经初现。阿里健康进军医疗行业引发的“裁判入场比赛”的争议也可见互联网企业在数据和渠道自觉上的先天优势。阿里健康回应争议时称自己只是药品监管电子信息的数据平台的搭建者和运营者，而不是拥有者。但是这类做平台与做生态的处理方式，已然触动了传统行业的利益。相似的情况相信不会与其他制造业门类有太过遥远的距离。2014年年底，小米与美的两者的合作，成为中国家电行业的焦点新闻。而市场对这次牵手暂不看好的声音则聚焦于其截然不同的品牌定位和小米入股美的之后二者的决策权分配问题。互联网企业与制造业的结合道阻且长，但是原始条件不足，并不意味着尝试会永远无效。这些互联网企业的“大动作”，也正频频刺激着传统制造业的神经。从长远来看，产业融合必将是一种趋势，而“互联网+”正是推进这种趋势，试图为中国制造业取得战略性的国际地位的关键一步。

　　第二大问题则来自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相对于快速前进的互联网，政府职能的转变滞后将会成为“互联网+”推行和作用的一大困难。庞大的科层体系对创新的迅速转化的滞阻，以及政府职能如何、何时能从监管走向治理与服务，考验着当局的执政能力。因互联网的去中心化特征，“互联网+”本质上要求市场导向和深化对外开放。开放不仅是对外的，也是内向纵深的。深化国企改革，尤其是行政垄断的经济部门的改革，是其题中应有之义。而这些部门中，相当一部分被称作国民经济命脉。“互联网+”的推进并不等于私有化，而是将“游戏规则”统一。不能因行政高墙，庇护滞后因素，导致国家发展的消极战略后果。另一大挑战则来自制度配套建设。制度配套建设包含两个主要含义。首先是创新氛围和研发转化的激励。第二是为创新提供经济和法律的制度支持。前者要求从当下互联网带来的浮躁和焦虑气氛中跳脱出来，进入工业领域深耕细作的生命周期。后者则对金融体系和法律制度提出了要求。

　　第三个问题则要聚焦社会。每一次转型都可能出现各类新的社会问题。“互联网+”推动的社会转型并不会例外。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话语饱和”的世界，人们争夺一切，包括语言。语言的背后是信息，也是知识，更是权力。掌握发声器的人越多，噪音也就相应地越大。因此，随着社交网络的勃兴，信息传播介质的改变，信息爆炸已经成为常态。而信息爆炸的背后，新型交往结构也在让互联网语境之下的主体感受到去中心化和剧烈的不确定性的动荡。所有的商业行为都试图与实际的用户建立尽可能亲密的联系，但是所有的言语行为又指向了人的身体与其交流时所处的位置的分离，这种交流的时空远距化又致使身份角色的进一步分裂成为现实。主体在表征的不确定性的危机中倍感迷茫。失稳的主体该如何在迅猛的变动中寻求生存的安全感和发展的稳定性？这种破坏性和创造性并举的潜能在当前的典型代表就是投身互联网的创客大军。但是对于政府而言，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同时是否会导致新的失业问题？创业潮会否成为新泡沫？

　　其中，大学生群体成为被重点激励的对象。《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中允许保留学籍休学创新创业的规定更是将这种激励推向了新高度。大学生如真正选择以创业代就业，缺乏市场经验和社会经验的年轻人将成效几何？是否会形成独秀几只，炮灰累累的“惨烈”局面？

　　一方面对大众创业倍加鼓励，但是另一方面社会创新却受到压制。专车之争即鲜明一例。创新的分享式经济与传统的出租行业的协同方式的利益相关者发生碰撞，社会创新名义上被倡导，实则却在现实利益面前败下阵来。随着“互联网+”政策的推进和社会创业创新氛围的高涨，社会主导的创新会日渐增多，如果不能处理好政府监管与创新主体之间的关系，类似互联网电视牌照之殇、专车之争的此类由于创新与制度不匹配而产生的矛盾将会愈演愈烈，既不利于创新的推进，也无利于全社会的共同福祉。

　　“互联网+”：转向信息方式的改革、开放与安全的三重诉求

　　“互联网+”首先是一项符合未来趋势的产业政策，但是它并不会天然地走向成功。顺利推进“互联网+”政策，首先需要网络基础设施的完善。在满足硬条件的基础之上，在传统的经济方式之外，政府也需要习得当前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信息方式”转向。这样的转向内含着巨大的观念转型力量，它要求政府必须从全局式的“监护人”走向法制化的治理者角色。在“互联网+”的语境之下，政府需要将注意力着重放在社会力量难以真正推动和促进的重量级制造业部门上。一方面用政府的指导力量推动改革，一方面促发市场导向，引入互联网这一动力引擎进行双重变奏，进行产业改造和权力置换。

　　同时，改革应以开放为同伴。开放所指的，既是破除行政力量的诸多人为设限，更是治理心态的全面开放，从制度上为社会创新创造土壤和便利条件。除改革和开放之外，安全成为新晋的主要需求。在云端和数据肇始的巨大诱惑之下，国家安全如何实现？更重要的是，斯诺登事件之后，公民的数据安全如何形成实质性的保障机制，将是摆在国家、企业和社会三方面前的共同难题。而这样的难题的解决，绝非仅寄望于政府的转变。(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文/胡泳 编选：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