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商务研究中心讯)　　一个国家的人口中15～64岁人群的比例，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活力

　　和经济发展的潜力。年轻群体占比很高的国家在未来的经济潜力令人期待。同样，青年群体积极参与经济社会生活是一个社会得以持续和稳定发展的关键。中国大学生自进入新世纪以来面临重重的就业压力，这迫使我们反思其背后的人口结构，以及相关的社会问题。尽管中国和美国在经济总量上逐渐接近，但我们看到，美国出生率逐年上升，年轻群体占总人口比率增加，这对未来的发展格局极为有利，中国也必须考虑这些因素。

　　德国有着久远的职业主义传统，人们对于从事的职业精益求精，恪守职业精神。职业教育也是德国的特色，国家对初中和高中毕业生从事一定职业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给予训练，而不是一味鼓励中学生进入大学。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已经坐上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船头，成为新产业革命的弄潮儿。第四次产业革命既需要高科技领域的尖端型人才，也需要各行各业的职业人才：发展现代农业，需要造就一支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高素质职业农民队伍；现代制造业既需要高科技引领，也需要高素质的技术工人；现代服务业要激活市场需求，也要提升服务人员的职业技能。职业教育正是德国成功的秘密之一。据统计，2014年12月德国的失业率为6.5%，青年失业率为7.4%，在整个欧元区最低。德国总理默克尔认为：“大学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双轨制度为德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福音。美国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德鲁克说德国的工程技术的精湛堪称世界一流，但是德国的劳动力成本自然在世界上居高不下。”

　　俄罗斯是一个在文化和教育方面积淀深厚的国家，高等教育也相当普及。2013年，俄罗斯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为4.3%，与中国大致相当。在金砖五国中，中国和俄罗斯公共教育支出高于印度。2013年，俄罗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4604美元。俄罗斯大学生对于就业问题高度重视，关心毕业和未来的职业选择。在俄罗斯，大学生活仅仅是个人成人生活的开始。大约在大学二年级学生就开始四处寻找工作机会，包括实习的机会。

　　俄罗斯大学生对于社会活动和实习看得很开，尽管希望和自己的专业挂钩，但对改行也习以为常。调查表明，俄罗斯大学生对于毕业后的职业选择是比较理性的，他们认为教育只是提供职业培训的场所和提高个人素质的机构，所以，毕业后很多人改行，或者出于挣钱的目的，或者考虑工作地点，或者考虑个人兴趣，选择的动机多种多样。2013年9月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远东联邦大学师生座谈会上说道：“允许大学创办创新性的企业，之所以这样做，至少有两个出发点：让教学过程与人才市场对接，这就能够让人们找到工作、知道市场上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这也能帮助未来的用人单位获得最优秀的人才，此为一。第二，也为将来的工作进行多种多样的实习和实践。”

　　普京主张不要限制学生在学期间的工作时间，要创造条件使学生和企业之间形成对接机制。建立这样的机制既是学校的任务，也是学生自己的任务。由于各种原因，俄罗斯大学生非常乐意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和实习，有研究表明，50%的俄罗斯大学生在校期间都曾有过一定的实习经历。针对俄罗斯的教育改革，普京指出：“我们有的教育单位向劳动服务市场提供的大学生很不符合要求，坦率地说，教育质量很差。某些虚假的高等院校有时甚至不知能否满足预算部门的岗位要求。必须在今年年底(指2012年底，笔者注)以前找出那些效率不高的国立大学，在2013年5月以前制定出充足这些大学(包括把它们合并到更有实力的教学机构)的计划。”

　　日本是人口大国，也是技术大国和经济强国。为了就业，日本大学生从大学入学后就开始参与各种各样的就业辅导和就业指导，包括通过专家分析个人的长处和短处，适合何种职业，如何进行职业选择。随着科学技术革命和经济的发展，一些用人机构的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更喜欢创新、活泼、独立、适应、拼搏性的人才。随着金融创新、新媒体和网络发展，风险投资、风险创业急需金融人才。2013年日本大学生的就业状况有所好转，主要是大学生们放低身段，再就是雇主开放一些层次较低的就业岗位。

　　以多元政策组合激励大学生创新创业

　　鼓励大学生创业。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是各国的普遍做法，互联网和物联网的出现正在催生新一轮的创业潮。2010年印度尼西亚政府为促进大学生就业发起了创业发展计划，政府每年拨款1000万美元鼓励和支持大学毕业生创业。政府支持大学生创业的程序主要有：首先，大学毕业生拿出一份创业计划书，一份类似于可行性研究报告的东西，根据计划书，政府考核学生的综合能力。之后，对符合要求的学生进行一定的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市场营销技术、市场分析、沟通与交往、心理素质等。经过培训，政府会选择那些他们认为具备创业条件的大学毕业生进入创业支持序列，给他们提供一定的资金，此后的半年中，政府有关机构会对大学生的创业进行跟踪和辅导。

　　可以把创新和创造性作为倡导创业的竞争性手段以解决青年失业的问题，也就是说，青年人可以创建自己的企业，从而找到工作。根据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研究，中小企业是当今主要的雇主，创造了过去10年33%的就业岗位，大企业不再成为就业的蓄水池，所以有必要发展中小企业，尤其是通过创业，来实现就业目标，让青年自己来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意味着要教他们成为创业者所具有的领导力和管理能力，包括沟通、团队工作、决策、组织能力以及自信。这个解决方案与劳动力市场和法规的支持密切相关，需要很多改革来实现。市场能够灵活激励青年人去创造自己的事业，目标税收和经营刺激最为关键。

　　在荷兰等国家，高等院校专门搭建了以学校为依托的创业平台，帮助大学生开展创业活动。有的大学建立“创业孵化器”等组织形式，把学生提出的创业计划在仿真环境中加以模拟，组织学生、老师和实务界人士一道讨论、实践。

　　瑞典政府积极支持大学毕业生的创业活动。国家工业部、高教局、创新局、教育部、创业中心、学生商务机遇中心等多个部门和机构合作，以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工业部每年拿出约500万瑞典克朗(约合461万元人民币)资助在创新研发中取得突出成就、并乐于通过自主创业将研发成果转化成商品的大学生创业项目。各部门和机构联合举办与学生面对面交流活动，对学生自主创业者在创业活动中遇到的挑战，给予帮助和支持。

　　谈到日本经济发展，辜朝明认为：“那种资质均一、拥有相同知识结构和世界观的所谓主流型人才在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再适用，因为不可能指望这类人才拥有太多创新思维。日本现在真正需要的是那种非均一资质，但是敢于挑战权威，创造新产品、开拓市场的人才。”

　　设立就业辅导中心。在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下，印度尼西亚愈来愈多的大学与企业、社会机构合作设立大学生就业辅导中心，帮助学生提高职业技术，为学生进入社会做准备。

　　在美国，大学都设有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等机构，为学生提供各种各样的职业训练和职业生涯规划，内容涵盖职业规划、入学专业选择、择业技巧、就业咨询以及就业信息等全面服务。为了提高学生适应市场的能力，美国许多著名院校设立各项专项资金，设立跨越学科的教学研究中心，使各类边缘学科纳入学校的教学和研究体系，拓宽学生的视野，为学生进入社会提供更加雄厚的知识基础。通常的情况是：大学一年级，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就开始有计划地帮助学生了解市场和就业状况，对学生进行职业教育，帮助学生接触和了解就业状况；大学二年级，帮助学生了解和发现自己，包括自己的兴趣、特长、性格、专业，在此基础上帮助学生选择专业；大学三年级，帮助学生了解就业市场和有关雇主的情况，参加一些社会实践和就业招聘活动，这个阶段，学生开始介入就业市场和职业生涯；大学四年级，指导学生练习求职。

　　新西兰为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在大学设立学生就业服务中心，为学生提供职业生涯规划、就业咨询、就业培训、心理辅导，以此来提高学生的沟通能力和适应社会的能力。随着大数据的广泛应用，也有大学开始借助信息技术对学生的专业选择和就业选择提供数量化的意见建议。荷兰高等院校除正常提供职业训练外，还邀请校外的专业人士来学校举办讲座，介绍经验。荷兰大学生在校期间也有机会到校外开展实习和社会活动。大学也鼓励和支持学生在业余时间开展社会实践和职业训练。

　　发展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是针对技能危机提出的。一些国家，如瑞士、荷兰、新加坡、奥地利、挪威和德国等已经在职业教育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功，比OECD国家降低了一半的青年失业率。一是职业教育项目可以降低青年失业率和增加工资。二是职业教育增加了雇主的生产率。三是职业教育的社会效益明显：改善收入不平等，促进社会融合，降低犯罪率，改善健康状况和福祉。就职业教育减少失业的程度而言，它的社会效益与高就业率密切关联。四是基本技能是实现从学校到工作岗位转换的关键因素，其中职业教育至关重要。

　　德国有自己的教育传统。与很多国家不同，德国的年轻人并非都“削尖脑袋”往大学里挤，相反，60%的初中毕业生选择接受职业培训，每周有一两天在学校上课，其余时间到企业实习并领取报酬(每月约680欧元)。3年后，大多数合格毕业生正式进入实习企业工作。这种企业、学校联合开展职业教育的方式被称为双元制。德国现有45万多家企业参与职业培训，每年培养的学生约60万人，从事近350种技术工作，比如汽车修理工、泥瓦匠、理发师等工作。

　　德国的教育传统缘于其悠久的历史。职业培训在德国有着长远历史，从19世纪开始，手工业企业便有意识地对学徒开展职业培训。1869年，《北德意志联邦工商条例》规定，不足18岁的帮工和学徒有义务接受职业补习教育。1884年，德国通过法律成立“双轨制”公司管理框架，董事会需向监事会汇报，监事会则由银行家和科学家组成。这种管理结构为普及职业教育奠定了基础。二战后，德国经济进入飞速发展期，双元制职业教育则为企业源源不断地输送成熟的技术工人。年轻人获得了稳定的工作，收入并不比大学生低多少。德国前总理科尔认为：“经过良好职业培训的青年，是我国的最大资本，是经济稳定的保障。”

　　培育新的就业观。在美国人的理念和文化传统中，顶级名校、理工科和美国国籍，至少拥有美国永久居民身份是在美国就业的三大基本条件。随着就业问题越来越突出，美国大学毕业生及其家长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包括更看重专业而不论是否名校，就业未必一步到位，先就业后工作，等等。当然，这仅仅是从一般意义上来讲的，实际上，美国的一些非技术类专业，诸如教育、卫生专业的毕业生的就业率也不低。在美国，工程类专业的学生就业率一般较高，但是民用工程和机械工程两个细分专业的失业率相对较高，其中的因素非常复杂，包括行业状况、毕业生专业的竞争人数等。

　　面对社会变迁，人们心态淡定，积极对待生活和工作。美国文化的核心就是崇尚个人主义，在他们看来，就业是自己的事情，即使不能马上就业也是自己必须承受的，而不是社会的责任，至少主要不是社会的责任，这样的担当也容易淡化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紧张。根据有关调查，至少80%的被访者是这样认为的。这就为美国社会从整体上造就了一个平稳、淡定的社会环境和心态。

　　日本大学毕业生从大学一年级就开始接受职业规划，首先是认清自己的特点、性格、优势和劣势，在此基础上接受就业指导和职业训练。日本大学机构从职业训练到指导学生写就业申请书等各个方面帮助学生，例如，他们教学生如何在求职书中推销自己，如何在面试时回答雇主或面试者提出的问题，而这些都要大学生在平时学习和生活中锻炼自己。

　　伴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和劳动力市场波动，巴西大学生也逐步接受了“先就业后择业”的价值观和择业观。大学生们认为，先就业再择业也不失为一种现实的选择。先就业，在工作过程中逐步积累经验，在干中学，在学中干，即便是对现在的工作不满意，也可以在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再作进一步选择，直到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有趣的是，里约热内卢市政招聘500名街道清洁工，居然有13万人参加岗位竞聘，拥有大学学历者或应届毕业大学生参加竞争的也不乏其人。

　　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大学生参与实践活动非常重视，对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也极为关心。由于学校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俄罗斯大学生对于未来的就业选择非常关注，通常在大学二年级就积极寻求锻炼和实习机会。俄罗斯大学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毕业以后学非所用现象也比较突出，很多人都选择改行，许多大学生在实习过程中也不刻意追求专业与实践的结合。这一方面说明，俄罗斯的教育体制、教学模式、课程设置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需求之间存在脱节现象，另一方面也说明，大学教育不仅仅是为了就业，也是为了提高人力资源的素质，它为大学生提供能力和素质的训练，这为他们进入社会提供了帮助，对于一个国家长期持续发展来说，人力资源素质是极为重要的。高等教育一方面承担着眼下发展所需要的人力资本，也承担着为未来发展提供人力资源的责任。

　　完善社会支持体系。美国劳工部就业统计局会定期在全国采集数据，分析各行各业的需求形势和不同职业对知识和技能的要求，预测经济发展对未来就业的影响、未来10年的就业环境等，并出版成册，供美国大学生就业参考。美国实行毕业生自主择业制度，政府不直接干预和限制，而是由劳工部、学校、中介机构和用人单位协同进行。高校生在毕业前从多方渠道了解就业行情及用人单位信息。

　　英国政府于2004年创立了大学生创业促进委员会，旨在培养大学生企业家。随着影响的扩大，这个委员会已升级为创业教育中心，为英国百余所高校提供创业辅导，为毕业生创业项目提供贷款支持，为高校和企业牵线搭桥等。金融危机后，英国政府资助并大力推行全国学徒服务计划，为青年特别是大学毕业生提供过渡性就业岗位，积累工作经验和相关技能。

　　日本有完善的就业机制：一是网络信息准确。日本是一个网络无处不在的社会，在求职方面，网络作用十分明显，日本公司网上都有自己的主页，公司招聘都在网上公布，求职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寄去报名申请即可。二是报纸刊登广告。这样既公布了招聘信息，又为公司做了宣传，一举两得。所以，一些报纸经常会整版刊登招聘广告，学生按报纸提供的联络方式，可直接与公司联络。三是用人单位举办各种各样的说明会。四是日本有各种就职支援中心和俱乐部。它们都有自己的网址，提供各种信息，只要交少量费用，就可享受各种优惠。五是政府提供预算支持。日本近来经济不见好转，失业率不断上升，如果情况继续恶化，影响社会稳定。因此，政府决定在2003年度补充预算中拿出资金安排高中和大学生就业，对有实绩的民间职业介绍机构给予奖励。

　　在国际比较中探索中国大学生的创新创业

　　中国人口规模巨大，但是受高等教育人数比重不高，中国是人口大国，但不是人才大国，更不是人才强国。“如果国家拥有受教育程度高的劳动力，并提供实业友好型投资环境，这种人口结构优势将会最大限度地显现。”⑦中国在过去30多年享受了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力结构带来的劳动密集型发展的红利，那么今后几十年，必须通过加强教育来使受教育程度高的劳动力在整个劳动力市场中的比重加速提高，这是中国这个大国在新的发展阶段的必然选择。

　　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理念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大学接受，这使中国教育在课程设置、体制机制建设、管理方面与产业结构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1998年，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首次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之后，一些大学纷纷效仿。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首先在口号上鼓舞人心，其次，通过几所大学率先创新，争超世界先进水平，这是一个民族复兴的先导，是完全有必要的，怕的就是一哄而起。学校在与市场脱节后，教育会朝着脱离实际的道路前进。大学的责任之一就是引领整个社会的思想前进。

　　里夫金预见到第三次工业革命将终结工业化和大量劳动力就业这一现象。他认为，随着指挥技术的广泛应用，劳动力大军“转移到关爱产业和体验领域，比如医疗保健业、社会工作、娱乐业以及旅游业”。国家要加强对科技人才的培养，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同时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加强职业培训。

　　国际上把创造地方政府的就业环境放在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根据《世界地方政府自治宣言》第五条“地方政府雇员的雇佣和培训机会，应当确保地方政府的职位是具有吸引力前景的职业。中央政府或上级政府应鼓励和促进地方政府实行功绩制。《欧洲地方自治宪章》第六条要求，‘地方政府雇员的任职资格条件，应确保根据品行和能力录用到高素质的人员；为实现这一目的，应提供充分的培训机会、报酬和职业前景’”。

　　这就是说，要把地方公务人员的高素质放在首位，为此要充分考虑他们的培训、报酬和职业前景，使他们有信心来从事这项工作。科技的发展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未来的教育需不需要一贯制地实施4年大学教育、3年硕士教育和数年的博士研究生教育，以及后来的进一步的博士后教育？还是根据社会和市场的需求培养不同类型的人才？我们看看2013年毕业的博士研究生，该年度全国毕业的学术型博士研究生51248人，在校攻读学术型博士学位的还有291123人。同期，中国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是5575587人，职业培训机构112293个。值得注意的事，1985年中国有技工学校3548所，到2013年减少到2882所，1985年技工学校的教职工为21.5万人，到2013年为26.9万人，学校减少了，教职工人数增加了，但是增加的幅度并不高。毕业生总数量幅度变化较大，从22.6万人增加到116.9万人，增加了5.17倍。而同期，普通本科学校学生增加了20.21倍，从1985年的31.6万人，增加到2013年638.7万人，高等专科学校毕业生增加了17.8倍，从2000年的17.9万人增加到2013年的318.7万人。

　　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等一揽子的就业发展战略。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中国就业人口中的大专、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学历人口的40%在非经济部门就业。由此也可以解释前几年的大学生考公务员热现象。2015年第三次工业革命(也有人将其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在世界范围内拉开序幕。在德国，从2011年就突出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口号，数百家企业在政府的支持下借助互联网和3D打印技术，将企业内外连为一体，以满足客户的个体化需求。这或将对青年就业乃至整个就业形势产生重大影响。“当然，德国职业教育也面临着挑战。因大学升学率较低，经合组织认为，这可能让年轻人无法适应知识经济时代日新月异的变化。此外，随着经济结构变化，某些技能会变得过时，培训科目需随时调整。”

　　中国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必须依靠人才，关键也在人才。从每百万人口中研究人员数量看，中国为855.4人(2005年数据)，高收入国家为3981.76人，日本为5385.04人，韩国为3822.21人，加拿大为4236.20人，美国为4633.46人，中国是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21.49%，日本的16.87%、韩国的22.38%、加拿大的20.20%以及美国的18.46%。这是一个值得深入分析的问题，在一个劳动力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只占10%左右的国家，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会带来什么？会带来这10%的人口收入与众不同，其他劳动力会处于失业状态——如果国家采取的是全部产业向高新技术转移的话。除非国家在产业政策上一方面鼓励和支持创新驱动，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另一方面，要鼓励和支持发展各类制造业，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制造业，使大量劳动力能够被制造业和服务业吸纳。这对于教育体制的要求是：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精英教育，为创新提供支持；另一方面，要鼓励和支持职业教育的发展，为制造业培养大量实用技术人才。还有一个重要问题不能忽视，那就是在高新技术产业中就业的人群与制造业中就业的人群的收入差距不能太大，否则会引起贫富差距过大，这需要再通过税收政策实现收入再分配。换句话说，三个关键问题：一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二是制造业的繁荣：三是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从这样的视角看10年来中国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就比较清楚了。

　　从劳动参与率看，2012年世界平均水平是50.5%，高收入国家是52.8%，其中经合组织(OECD)是53%，欧元区是50.1%，非经合组织高收入国家是52.1%，中等收入国家是47.2%，同期，中国是63.8%，就业人数为7亿6千多万人，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也低于哈萨克斯坦、老挝、缅甸、泰国、越南等国家，这是现阶段中国劳动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障以及教育等因素决定的。一是工资和收入偏低导致家庭劳动力的过大输出，只有如此才能维持家庭一定的生活需求。2011年，中国每月实际平均工资为1943元人民币，同期，加拿大为3174加拿大元、美国为1266美元。在中国的城市，一般的家庭必须夫妻同时就业才能维持家庭生活和子女的教育所需要的支出。中国的税负还比较高，2011年中国的所得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为38.74%，2010年，世界所得税的平均水平为22.35%。2013年，全国居民消费支出中，教育支出占6.2%，北京市文教娱乐支出占15.4%。

　　二是劳动力市场和投资市场不完善，投资理财缺乏安全渠道，人们必须参与就业获得工资收入。三是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还不完善。四是教育水平不高并缺乏职业培训，导致青少年尤其是农民工提早进入劳动力市场。在一个制造业和第三产业主要以批发和零售业以及其他为主(2013年二者合计为51.7%)的产业结构中，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劳动者就业受到挤压也就不足为奇了，2013年，第三产业中金融业的产值为12.8%、房地产业为12.7%。中国要成为一个创新大国首先必须成为一个人才大国，进而成为一个人才强国，要成为一个人才大国和人才强国，首先必须成为一个教育大国和教育强国。从经济大国走向

　　经济强国的过程也是一个从教育大国走向教育强国的过程，对于科技领域的发展和科技人才培养也是这样。2012年，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知识经济指数排名，中国为第84名，反映了经济激励机制、创新、教育和信息通信技术的水平。2012年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全球创新指数，中国排第35名，创新投入分指数为第46名。这些都反映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教育和科技领域的不足。(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文/丁元竹 编选：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