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商务研究中心讯)因为一纸诉状，ofo共享单车又被推向了风口浪尖。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淀法院）官网信息，消费者陈先生于2018年4月20日，扫码打开了一辆“ofo小黄车”，但在推车的过程中，发现自行车已损坏且不能骑行，陈先生立即关闭小黄车车锁，整个过程花费时间0分钟，但“ofo小黄车”依然收取其1元费用。

　　5月5日和6日，陈先生又遭遇了同样的情形。

　　随后，陈先生将ofo运营商北京拜克洛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拜克洛克公司）起诉至法院，要求返还其所支付的3元费用。然而，海淀法院审理此案后，裁定驳回了陈先生的起诉。

　　海淀法院为何驳回陈先生的起诉？接下来陈先生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

　　因约定仲裁条款，起诉被驳回

　　北京市人民法院官网信息显示，审理过程中，拜克洛克公司向法院提交了用户注册协议，其中第15条显示，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均应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照申请仲裁时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法治周末记者打开ofo的手机APP看到，《用户注册协议》位于ofo注册页面“注册/登陆”键的下方，点击进去后可以看到该协议共有15条，其中第15条，明确约定了关于法律管辖的前述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未声明有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受理后，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提交仲裁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李俊慧也表示，关于争议的解决方式，是选择仲裁还是诉讼，合同当事人是可以协商确定的。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陈先生通过用户注册协议已经与拜克洛克公司达成了协议，双方已约定因使用ofo服务所发生的争议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故法院依法裁定驳回了陈先生的起诉。

　　“手机APP运营商提供的用户注册协议就相当于电子合同，一旦注册成功，就意味着APP运营商与用户之间签订了一份电子合同，若出现纠纷，原则上是按照合同约定来解决，除非合同中的内容被认定为无效。”知名IT法律专家赵占领说。

　　因此，法官也提醒消费者在注册成为APP用户之前，一定要留意双方争议的解决方式，注意法院是否具有管辖权。

　　是否属于霸王条款

　 　现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通过注册网上衣、食、住、行等各种APP来满足生活需求。一旦出现权益受损，消费者通过客户后续服务无法得到及时救济，且与售后 沟通不畅的情况下，通常会选择向法院提起诉讼。而ofo用户注册协议却约定了仲裁的解决方式，并且协议第15条显示，仲裁应在北京进行，仲裁裁决是终局 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有消费者质疑：“这也就是说如果发生争议，全国任何地方的小黄车用户要想维护权益，只能去北京通过仲裁来解决，并且仲裁费用也很高，小黄车设计这样的条款来限制用户的维权途径，是否过于霸道，用户注册协议第15条算不算霸王条款？”

　　记者查询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网站信息以及《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了解到，对于国内争议案件申请仲裁的最低费用是6100元（包括案件受理费和案件处理费）。

　　而据赵占领介绍，如果该案通过法院诉讼来解决，仅需缴纳50元诉讼费。

　　记者就用户注册协议第15条是否属于霸王条款及当初制定上述条款主要基于哪些考虑，采访了ofo相关负责人，对方仅表示ofo一直致力于为用户提供更好的骑行服务与体验，同时针对用户在骑行中遇到的问题，给予更高效更便捷的解决方案。

　 　赵占领认为，绝大多数格式合同都会有类似的约定，这种条款是否属于霸王条款，尚存在争议。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案件也是遵循合同约定来处理的。但是作为格 式合同中的格式条款，如果明显加重消费者的义务、排除其权利，又没有通过显著的方式去提示消费者，则这种条款一般会被认定为无效。

　　在李俊慧看来，即使约定了仲裁条款，如果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选择诉诸法院解决，本身也不构成障碍。而过高的仲裁费用，对抑制各方滥诉有帮助，利于双方通过协商 等方式解决争议，如果确实无法通过协商解决，也可以诉诸仲裁。至于仲裁费用的负担，一般由败诉方承担，因此，约定仲裁与诉诸法院的解决方式并无太大差异。

　　亟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赵占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其实APP注册协议中类似条款很常见。

　 　实践中，消费者在安装手机软件的时候，经常会弹出提示框，询问消费者是否同意APP获取其位置信息或者读取其手机中的通讯录等信息。大部分情况下，用户 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选择是否允许。不过有部分APP在用户拒绝其获取请求之后，不允许用户使用APP，而大部分遭遇上述情况的手机用户表示只能卸载 APP。

　　对于“用户拒绝其获取请求之后，不允许用户使用APP”的做法是否合法？

　　赵占领介绍，网络安全法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等对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都有明确的规定，即需要经过用户的同意。一般同意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对于一 般的个人信息，通过注册协议进行约定，用户注册账号时主动勾选或者默认勾选同意；另一种就是对于个别比较敏感的个人信息，比如通讯录、地理位置信息等，部 分APP会在用户协议之外再单独提示并获得用户的明确授权。

　　赵占领向记者分析说：“至于‘用户拒绝获取信息、就不允许用户使用 APP’的做法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从必要性的角度来讲，最主要的就是判断APP方面收集用户相关个人信息是否有必要，与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功能是否有关，即 是否符合必要性原则。但是从执行同意的角度来讲，APP方面上述做法是没问题的。”“比如，社交软件读取通讯录是很正常的，而有的软件就不需要读取通讯 录，但是实践中，就必要性解释可能存在一些争议，商家总会找到一些理由，来说明其具有必要性。对此，消费者只能投诉质疑商家的这种做法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是不是遵循必要性原则。”赵占领进一步补充说。

　　赵占领认为，网络安全法中规定的“合法、正当、必要”原则比较笼统，没有具体解释和客观衡量标准，未来还应出台专门的相关法规或强制性国家标准，对目前立法加以细化。（来源：法制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