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经社讯)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深入实施“数商兴农”和“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鼓励发展农产品电商直采、定制生产等模式，建设农副产品直播电商基地。显而易见，无论是“数商兴农”或是“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再或是农产品电商直采、定制生产、建设农副产品直播电商基地等，都需要积极发挥平台经济、平台组织的重要作用，加强平台赋能，助力变革农业生产方式，实现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般而言，平台就是整合消费者多样化需求和供给者个性化供给的一种组织机制，具有集聚效应、网络外部性、资源共享性和跨界融合性等特点，在促进产销对接、供需匹配、产业发展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

过去，人们较多的是从流通端和消费端来看待平台经济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然而，我国乡村振兴面临的不仅仅是流通消费供需错配的问题。当前，我国农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在动因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农业资源环境约束增强、土地与人口不均衡等生产端的结构性矛盾凸显，严重制约乡村全面振兴。因此，平台经济、平台组织不仅要解决流通和消费的结构性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平台助力变革农业生产方式，促进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农业生产质量的提升和农业产业结构的升级。

首先，在流通端，平台组织将分布于不同场域的农业生产者与消费者聚集在一个平台范围内，供销信息的有效匹配提高流通速度，拓展流通范围和效率。其次，在消费端，平台经济使得商品购买多样化、便利化，推动公共服务、文化消费向农村下沉，促进乡村消费转型升级。

实际上，平台经济、平台组织作为中介组织形态不仅促进农产品的产销对接和供需匹配，服务于流通端和消费端，还延伸至农业生产和分配领域，服务于乡村发展全产业链，为乡村振兴增添新动能。

在生产端，平台组织逐渐深度参与并赋能农业生产过程，主要体现在推动农业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生产监测预警和农业生产科学管理等方面。在分配端，平台经济不仅通过多层次销售渠道让“好货有好价”，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促进农民增收，而且通过相关产业发展和业态创新，带动农村创业就业，促进农民多元化增收。

而从根本上讲，平台经济、平台组织可以赋能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包括小农户）。长期以来，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面对市场波动普遍存在“无力感”。他们难以掌握有效的农产品供求信息，因此也不敢进行差异化的种植和优质农产品的生产。同时，农业自身的要素投入边际效应递减及其引致的“内卷化”和“过密化”，小农户也想有所突破，但资金缺乏，技术价格昂贵，他们也不知该如何进行更好的资源配置。而平台的集聚效应能在很大程度上改造原有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换言之，借助平台，农户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能解决经常所说的小农户和大市场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平台经济、平台组织日益延伸、渗透并赋能于农业农村各领域，推动农业农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变革，服务和助力乡村振兴已成为平台经济、平台组织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时代使命。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不断发展，我国已进入信息化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历史交汇期，数字经济的新动能作用越发显现。在此背景下，各大平台企业已察觉农业农村数字化发展窗口期带来的巨大风口，纷纷抢抓农业农村数字化发展的历史机遇，根据自身技术和市场优势，在农业产业数字化、城乡物流数字化、普惠金融数字化、乡村治理数字化等方面卡位、布局，日益重仓投入，力图在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占据新蓝海，构建新高地，形成新优势。而且，参与投身数字乡村建设发展的不仅是阿里这些龙头企业，更包括众多嵌入平台组织生态网络的规模不一、业务不同、在地发展的各类数字技术企业和电商企业。

近年来，各大电商平台集中发力农村市场，极大带动了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电商销售产品的结构类型从以耐储存产品为主导，向冷冻链逐步完善下的生鲜产品转变。其实，以电子商务为标志的数字经济带给农业产业的更大影响，则体现在重组产业组织体系，升级产业链条，提高农业产业的能级和效率。如今，不论是农产品生产追溯系统建设，还是利用大数据的生产过程监管，“互联网+ ”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使用创造了新型农业生产形态，特别是新的订单农业（电商直采、定制生产等），给高品质生态和有机农业增添了“数据”生产力，提升了产品的高附加值，也满足了消费升级需要。在此进程中，如阿里等这样的数字经济体、平台组织，无疑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的重要力量。

如今，平台组织已逐渐进入对农业产业进行全链路数字化赋能的崭新阶段。传统农业长期存在着环境不确定性、小农生产分散性、品控非标准性，以及农产品流通长链路、利润薄等结构化问题。而平台组织近年来兴起的“直采基地模式”，就是在农业源头端建立数字化基地，打造数字农场，通过科技升级基地，实现数字化管理。其核心就是从聚合消费能力走向聚合供应链能力。

然而，也需要清醒地看到，虽然平台经济为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新的契机，但其在赋能我国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挑战，主要体现为：在生产端，我国农业生产普遍存在组织松散、生产效率低下等问题，难以满足平台消费需求的社会化生产，限制平台发挥规模效应；在流通端，我国农村物流体系发展起步较晚，“最后一公里”建设难度大，农村物流体系薄弱阻碍平台流通效率；在消费端，农产品通过平台进入市场，直接从生产者到消费者，可能存在农产品质量难以保障、平台售后不健全等问题，制约着平台经济的良性发展；而在分配端，依然存在着产业链价值链的收益分配不均衡的问题。总之，我国农业组织化、市场化程度不高与平台经济的规模效应之间的现实矛盾，从而使平台经济、平台组织在农业生产、流通、消费、分配各个环节发挥的作用依然有限。

无论如何，在信息化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历史交汇期，我国“数商兴农”和农业产业升级的必由之路就是将平台嵌入到农业产业链中，通过平台赋能引领要素聚集和产业升级，其主要方法是通过平台改造现有的流通模式以及生产经营模式，从而让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包括广大的小农户）可以获得更加稳定可靠的利润，让消费者能够获得价格不太贵但品质更加好的农产品，从而使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国农业发展走进现代化新时代。

未来十数年，农业农村是最大的蓝海，也是农业农村数字化发展的窗口期。当前，要遵循信息化发展客观规律，立足国情农情和当地实际，推动平台赋能“数商兴农”，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一方面，要在生产端积极推动农业生产组织化，在流通端大力畅通农产品流通各环节，在消费端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在分配端平衡平台与农业生产主体的利益关系。另一方面，要在政策、财政、金融、劳资等相关方面大力鼓励平台组织走向农村数字经济，积极支持其开展农业农村数字化创业创新活动，科学引导其体现服务三农、勇于赋能的社会责任和担当，努力打造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数字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