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商务研究中心讯)　　访谈正文：

　　人大代表原是中国互联网的拓荒者

　　申江婴：尊敬的全国人大代表张新建先生，各位嘉宾、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

　　在2009年“两会”召开前夕，恰逢电子信息产业被列入国家十大振兴规划产业之列，如何确保产业又好又快发展，从而更好的推动国民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发展成为本次两会前广大网友们关注的热门话题。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电信浙江公司总经理张新建先生作为嘉宾，参与由人民网与CNII联合推出制作的两会特别访谈栏目，与我们共同探讨如何振兴信息通信产业、抵御金融危机。同时，参加今天访谈的还有人民邮电报、中国网友报、通信企业管理等行业权威媒体的记者。

　　知道张总今天要过来，许多网友在我们的网络互动平台上发表留言和提问，大家非常关心今年您准备了哪些议案，可能有些还没有正式提交，您能否提前与CNII的网友和人民网的网友分享一下？

　　张新建：各位网友下午好！非常有幸参加这次互动。

　　互联网1995年登陆中国，我们是第一批互联网的建设者。随着网络蓬勃发展，网络媒体作为新的媒体形式越来越受到用户的欢迎，我会尽我的所能跟大家作一下沟通，回答各位的问题。

　　关于这次两会的议案，我比较关心的主要是两个方面，其一是农村信息化的问题；其二是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对IT产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如何在这样特殊的时期增强信心，化危机为机遇，这是最重要的。

　　农村信息化大有市场

　　申江婴：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备受关注，今年又再次列入中央一号文件。那么，您认为农村的信息化市场前景如何？

　　张新建：这几年浙江公司在推动“浙江农村党建网”的建立工作，凡是基层调研我都会去农村。去年4月，我到了宁波余姚梁弄镇，这个镇是革命老区，大家知道老区大多经济不是很发达，但是我在那里出乎意料地看到了信息化的深度应用。

　　当地生产野樱桃，樱桃的保鲜期只有六七天，原来农民的销售模式是找代理商赊销。这种模式中，农民始终处在被动局面，代理商往往说市场不好卖，把价格压得很低；如果卖不出腐烂了，责任也由农民来承担了。有了互联网以后，当地的电信公司就跟农民兄弟商量，说我们给你们拍几张樱桃照片，做一些广告挂到网站上，通过“互联星空”网站“交换”到各大网站上去“广而告之”。就这么一个小小尝试性的创意，就使得樱桃销售模式彻底改变：樱桃由卖到城里，转为城里人到农村来采摘樱桃，这样，城里人既能吃到新鲜的樱桃，又可以作为一次旅游。消息发出去后，吸引了大批杭州、宁波、上海自驾游一族来此旅游观光。商业模式一变，从“卖出去”变成“请进来”，定价权从代理商手里转到农民手里，运输成本也没有了，农民从中的受益也增加了。

　　农民觉得这是很好的商业模式，因为客人来了以后不仅仅吃樱桃，还要住宿，还要吃饭，当地的旅游也注入了新内涵。是旅游拉动了樱桃，还是樱桃拉动了旅游？可以说二者是互动促动的关系，樱桃是一个契机！当地政府看到了这个契机，说这个东西很厉害，将信息发布到电信的“114号码百号通”上去，各地的游客可以通过“114号码百号通”方便的订餐订房、订樱桃采摘，政府、农民都高兴，电信也从中得益，实现了各方的“共赢”，这个案例折射出通信在农村信息化里面所起到的作用。

　　这个案例中，客户主体一是采摘樱桃的人，二是农民，这两个主体后面还有一个政府客户，我们通过这样一种服务，形成了端到端的完整的服务体系。但是在这个价值链里面，电信起到了很重要的引导作用，把价值链给串起来了。所以，农村信息化是有空间的，在农村市场已经展现出来了。

　　我个人认为，有志于农村信息化发展的企业应该眼光更远大一些。只要你定位定得准，就可以找到自己的价值。你只想从消费能力很弱的农民兄弟身上赚钱，而不是为他服务，可能你的期望只会落空。

　　当前农民信息化消费主体是一批先富起来的农民专业户

　　申江婴：农村市场既有服务问题，同时也是电信运营商潜在的市场。能不能请张总谈一谈您在农村信息化上有哪些具体的思考？

　　张新建：大家知道，党和政府高度关注“三农”问题。浙江是东南沿海比较发达的省份，但是“七山二水一分田”，资源非常稀缺。在这样的环境下，究竟怎么发展农村信息化呢？经过几年的实践，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看到了许多方面需要进一步深化和优化。

　　我们讲“三农”问题实质是三个不同的消费主体：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概念有时候我们会混淆起来。

　　目前，农村信息化相对成熟的消费主体是一些种植户、养殖户、运输户，或者是一些靠乡镇企业“先富起来的人”，这些群体是具有一定消费能力的。从市场角度讲，我们要推动实现的业务目标就是类似于“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模式，把产、供、销形成一体化，给农民提供“端到端”的生产服务消费。现在，做这个项目的企业很多，涉农网站可能全国有几万个，但是真正有效、有商业模式的客观上来说并不是很多。

　　这个群体在9亿农民群中所占的比例很低，要通过市场化来推动农村信息化肯定是很难的。

　　申江婴：您指的是农村里面先富起来的这批人？

　　张新建：对，或者说有这方面需求的人。这样一来，离农村信息化和中央提出来的要惠及广大农民，给他们带来福祉这样一个要求是有距离的。

　　农村信息化消费主体应重点关注乡、村两级组织

　　张新建：农村信息化的第二个市场化的消费主体就是农村乡、村两级组织。之前，这个消费主体并未受到我们足够的重视，我个人认为，这个主体是当前发展农村信息化最需要我们关注的。

　　建议国家拿出9亿引导性战略资金建设农村人力资源信息系统

　　张新建：我们注意到，农村这两级组织在为农民服务当中，会涉及到农村的医疗、社保、教育、户籍、计生，管理等等，你会发现这些口子的管理对象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人力资源。计生涉及人力资源的生产，教育涉及人力资源培训与成长，户籍涉及人力资源的管理，医疗和社保涉及人力资源保障。以目前的模式，如果各个行业都来做，每个行业都会基于自身的应用从人力资源这个基础开始搭建信息平台，必然会造成重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的人力资源信息都不全面，都是局部的，当我们要共享资源的时候，谁都很难提供出一个完整的信息。

　　因此，我的建议是，国家拿出9亿引导性的战略资金，平均每个农民1块钱，建立一个以农民为对象、包容各项应用、有关人力数据的人力资源档案系统，再建立一些标准的接口，向计生、医疗、保险、户籍等各个行业应用系统开放。

　　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我们想了解某个村里有多少农民工出去打工了，他又到了什么地方去，像这样的信息，我相信现在任何一个组织所做的农村系统里面都不能提供完整的信息。这次国家在判断有多少农民工返乡的时候，采用的是抽样统计调查方法，为什么我们不能下决心为9亿农民建立一个统一的人力资源系统呢？9亿农民，现在2亿已经出来打工了，今后可能有3亿、4亿，甚至更多，所以这个基础设计关系到我们的五年大计、十年大计，关系到我们国家未来的管理，也关系到农民兄弟的福祉能否得到保障的问题。

　　重在解决数据库平台标准化与市场运营主体问题

　　张新建：我们要解决几个问题。第一是标准化问题。标准化是今后资源共享的一个重要基础与前提，要由国家下决心把它做好。我个人觉得，如果“三农”问题要用“一号文件”来体现党和国家对他的重视，那么，农村信息化也应该由一个“一号文件”来确定它的重要性。第二是信息的采集、整理、录入、更新的主体。现在中组部在推进农村党员教育系统的建设，很多农村都已经有了大学生村官，这些村官既熟悉网络也熟悉农村，应该成为这个主体的重要力量。一个乡的问题解决了，标准化后进行拷贝推广，大面积问题就解决掉了。所以，组织体系很重要，没有这样一个组织体系这件事就做不成，怎么去搜集，怎么去整理，怎么做到及时录入、定期更新，这是工作量最重的一件事。

　　我们有了标准，又有了采集、整理、录入、更新的组织体系，余下的问题就是谁来运营这个系统？可以预计，这个体系的运营成本是持续的，且相当高的，全由国家承担不现实，因此，运营主体必须是市场化，必须有一个商业模式。现在很多企业，包括国有、民营，都知道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市场，但是没有人真正去农村开拓，去做。“风投”对互联网很感兴趣，不断演绎IT神话，但是没有“风投”真正对农村市场感兴趣。所以，首先要政府主导，投入一笔引导战略资金，然后需要标准化，需要整合资源。需要有一些村官(我们可以称之为农村的CIO(首席信息官))带头做这些工作，最后，运营主体应该是市场化的，是企业。可以概括为24个字：政府引导，先期投入，统筹资源，制定标准，村官播种，企业运营。

　　我一直认为，IT领域未来的成功者，一定有相当部分是来自关注农村信息化市场的人。

　　希望将电脑纳入到“家电下乡”工程里面去

　　申江婴：刚才张总讲统一标准是很好的，否则要把联网起来使用是很难的。但这个在中国搞起来是不是难度很大？实际运作过程中有没有这个可能，全国建的时候把标准统一，具体建以省为准，这样可以吗？

　　张新建：这几年建下来，各个行业，在农村已经有了大量的投入，也有了很多建设经验，关键是应该有一个国家标准来规范。国家标准的制定可以参考一些先进国家的成熟经验，结合中国特色加以制定。

　　您提的是否以省为单位建设，我认为这是一种比较好的方法。

　　申江婴：对，标准很重要。这几年国家在农村信息化也做了大量工作，但在不同的地方运营主体不一样，比如浙江电信的远程教育、党员教育都做得非常好，并且好几年前就开始探索。有些省比如河南原来的网通发挥了主要作用，有些省是移动发挥了主要作用。这些运营商之间在标准建设上有没有问题？

　　张新建：就浙江的情况来说，在农村运用比较好的一个是农村党建系统，一个是农民信箱，这两套系统已经给农民带来了很多实际性的福祉，我们也有幸参与其中。但是运营商所起的作用是网络和平台建设，并没有涉及到数据库标准的问题。不同的主体之间肯定存在重复与共享的问题，我预计，随着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类似的行业应用会更多，重复建设与信息共享的问题将会更突出。因此，建立这套标准就显得更为迫切。现在是一个机遇期，在这个机遇期里面各个行业都会加大投入力度，在确定投入之前一定要把基础打好。好比IT建设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架构师”，架构做不好工作会有反复。

　　申江婴：对，您认为农村信息化还有哪些重要的工作？

　　张新建：现在通信网络已经主动地推向农村了。作为企业而言，把大规模的投资投向农村，前期的价值一定是比较低的，但它是国有企业的责任。比如浙江完成了村村通电话，手机也已全面覆盖了农村，我们把手机看成一种接入，电话看成一种接入，下一轮重点应该是电脑接入。

　　这次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没有，中央为了扶持“三农”，搞了“家电下乡”工程。我在浙江农村调查时，很多人提出希望将电脑纳入到“家电下乡”里面去。浙江省农业厅也做了调查，结果显示，大概近40%的农民第一需求是电脑。他们认为电脑跟彩电不同，电脑是生产资料，而彩电是消费资料。农民这两年特别是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彩电的普及率已经相当高了，所以，我建议把电脑下乡作为“家电下乡”里面的一项重要内容列入采购目录，列入补贴当中，这是很关键的。

　　在农村调研时，当地的一个副区长跟我说，大家应该呼吁，把电脑下乡作为家电下乡的一个项目，并希望电信加大农村的光纤投入。我说，这个市场还不成熟，有的一个光纤投入只能服务一户农民，我承诺，随着市场的成熟我们会逐步投入的；他说：“只要你能够保证投入，我就能保证农民用起来”。他说，你每发展一户，我们愿意贴补一些，这就是一些基层政府领导的想法。比如前面谈到过的梁弄镇，宽带普及率已经达到了35%，当地领导跟我说要达到60%。

　　我们判断，尽管农村的消费水准参差不齐，但是，互联网在许多农村已经进入了快速发展期，是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重要领域，这就需要电信运营企业和农村政府配合，结合当地实际，提前导入并拉动需求。

　　去年我在两会上提出“四个一点”的发展模式，希望政府出一点，电脑商和电信企业让利一点，乡村补助出一点，农民自己掏一点。浙江很多地方都已经实施了这个方案，确确实实对农村信息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提倡农村“电小”模式解决农村教育问题

　　申江婴：还有一个问题，刚才张总提到农村的信息化建设政府先投入一点，比如9亿元。我们知道全国贫富不均，有东部沿海发达的，也有中部、西部。浙江省可能也一样，也有比较发达的地方，也有比较落后的地方。对发达的农村没问题，好多村自身有很多钱，农民也比较富裕。对比较落后的农村怎么办？比如西部应该怎么办？

　　张新建：你说得很对，浙江整体经济比较发达，但确实也还有部分农村相对经济比较落后，许多农村青壮年出去打工了，家里只剩老人和孩子。但是有几个基本需求一样是存在的，特别是子女教育问题。

　　在成人教育领域有“电大”这种形式，我想提出是能否针对农村小学推出一个“电小”的模式。我到农村调研时发现，农村孩子教育最难解决的是“外语教育”，偏远农村的教育师资力量真的是非常稀缺的资源。这里有很多客观原因，我们政府也非常重视，并且教育部门一直采用制作一些经典的教学光盘的方法来解决当地的教育问题。这种方法是基于当时农村网络化程度不高的背景下推出的。如今，随着党教网下乡，宽带已经接入到每个村，完全可以升级为网络“电小”的方式，来实现互动教学，共享城市的优质师资资源。按照新的网络教学模式，补贴渠道可能会发生一些调整，这个调整对政府投资而言，成本将会大大降低。

　　实际上，信息化是一个公共产品，公共产品分两类，一类叫基础公共产品，一类叫应用公共产品。我刚才讲的农民档案就是一个公共产品，在经济发达和欠发达地区并不存在区别的。另一类是应用公共产品，这在经济发达和不发达的地区有所区分。

　　下面我们请现场的记者提问。

　　把握历史机遇期为客户提供更多、更新的服务

　　记者提问：就电信来讲，实施转型已经四五年了，今年又增加了移动业务，一些基层员工想跟张总有一个交流，您认为应如何处理好企业转型与全业务经营之间的关系，推进企业的健康发展？

　　张新建：中国电信实施转型战略，从网络提供商向综合服务商转型，有近四年的历程，已经从不自觉到自觉，从被动到主动地为客户提供综合服务，刚才，我在提到农村信息化建设时已经举了一些相关事例。如果大家关注近年中国电信收入结构的变化，不难发现，其中增值服务收入的比重正在逐年提升，这就是转型成果的反映。

　　个人认为，全业务与转型是互为依托，相关推动的关系。移动业务与固话、互联网一样作为一种新的接入元素加入到全业务大家庭，这些接入元素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或相同的客户群体，但是要真正把业务发展起来，关键还是应用。所以，中国电信制定了非常明晰的发展战略——聚焦客户群的信息化创新战略。这标志着我们将把上述三种接入元素以组合的方式为客户提供综合信息服务，我们会坚持走合作的道路，在应用上下功夫。

　　目前3G还处在准备期，但通过几个月的全业务运营，我们已经逐步掌握了移动运营的规律。我们看重发展的数量，但更重视发展的质量，更重视给客户所带来的增值服务。上个月，浙江公司邀请了70多家SP和CP，共商在3G时代，如何以合作的方式为用户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大家共同的认识是，去年我们说金融危机，说过冬，现在我们不说过冬，而是说迎春(这与“天翼迎春”也恰恰是一个巧合)。为什么说迎春呢？我们有一个比方，3G发牌就像“春雷”一样，春雷响了，春天就不会太远了。因此3G的推出对于我们“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重民生”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一定要把握住发展的机遇期，聚焦客户信息化需求，创新产品提升服务，为客户提供更多、更新的服务。

　　建立国家不良信息标准库

　　记者提问：网络安全成为全社会关注的普遍问题，电信运营商如何从运营环节遏制网络有害信息，助力营造一个良好的网络环境？

　　张新建：安全问题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指操作系统有漏洞，比如微软Windows里面的漏洞，这是安全问题的本意，也是世界性的问题。第二类是指有害信息。现在网络上确实有许多不良信息，比如黄、赌、毒等，不仅对青少年、对我们整个社会都有侵蚀作用。我们国家政府、各级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作为运营商也一直按照“谁接入，谁负责”的原则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

　　以浙江省为例，除计算机软件监控外，我们还创新了一套众多员工参与的网络媒体监测系统，实现了网上信息的实时监控、管理。网媒监测的操作人员有一句话工作口号，叫“每天5分钟，扫清门前雪”，他们发现了不良信息就立即处理掉。但是，目前还面临一些问题，比如，没有一个不良信息的认定标准库，监测主要通过关键字过滤，对于图片、视频等信息无法监测等。

　　所以.，要营造一个良好的网络环境要做很多工作：其一，构建网络道德，号召网友自律。互联网作为草根的活跃场所，比如博客、播客等都是非常个性化的东西，每位网友都应该具有一种道德意识，清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其二，政府应该主导建立一套不良信息认定标准库，以方便进行信息比对。其三，尽快研究甄别图片、视频等新型文件承载不良信息的技术。其四，制定网站制作、运营标准，比如对IP设定要求必须显示真实地址等，其五，授权运营商在一定的标准下采取控制措施，做到信息第一时间可追溯，遏制不良信息的发布，提升与改善网络环境。最后，这是一场人民的战争，要鼓励发动广大网友举报，国家要建立必要的有奖举报制度。

　　申江婴：限于时间关系，我们只能把更多的机会留给下次。本次访谈就到此结束，再次感谢张总在百忙之中来到我们栏目。同时也感谢各位记者，感谢广大网友。

　　张新建：谢谢广大网友，也许说得不是很准确，只是一家之言，供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