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商务研究中心讯)　　【摘要】伴随着急剧的社会结构转型，种种政治表达和利益维护活动增多，公民维权意识的越来越强。网络媒体赋予了公民们更强大的话语权，基于网络媒体形成的自由、开放、互动式公共话语空间为权利受侵犯者提供了成本低廉的维权新战场。网络的不断普及，微博的广泛应用，使得微博维权能极大程度上代表新媒体语境下的网络维权。本文将着力于通过“罗永浩与西门子”微博维权这一个体事件，阐明构建于新媒体之上的维权新渠道的成因，反思微博维权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传统媒体在此类维权事件的推进与传播中可以扮演的角色。

　　【关键词】新媒体微博维权

　　【正文】

　　一、导言

　　近年来，伴随着急剧的社会结构转型，我国新的社会身份和社会认同群体也随之产生，社会行动者的种种政治表达和利益维护活动增多[1]。维权意识的觉醒是社会趋向现代化的标识之一，这一趋势令人不禁思考，新媒体作为大众传播的新兴传播形态，为这些现代行为(Modern Behavior)[2]的完成做出了哪些贡献？

　　由CNNIC在2011年10月发布的《互联网发展信息与动态》可知，截至2011年10月，中国网民规模预计为5.01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37.4%①。随着网民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互联网普及率的不断攀升，我们不难发现借由网络媒体这一新媒体形态来维护个人权利的案例层出不穷，网络媒体在公民维权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现实的公共话语空间中难以“发声”的普通公民被网络媒体赋予了话语权，经由相同的维权话题聚集在一起，形成了自由、开放、互动式的公共话语空间，带着相同的维权诉求交流各自想法与意见，主要通过群体的舆论施压使个体的权利得到维护。

　　2011年上半年，我国微博用户数量从6311万暴涨到1.95亿，半年新增微博用户1.32亿人，增长率达208.9%，在网民中的使用率从13.8%提升到40.2%②。近几个月来，微博在多起公共事件的播发，跟进，深度挖掘等方面的出色表现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微博应用在短期内的爆发式普及，但微博本身低门槛参与，信息高度碎片化，互动式、裂变式传播等特性，保证了在更“新”的网络应用取代微博之前微博用户数量的持续增长，也保证了一定时间内微博领先于其它网络应用的使用率。

　　基于以上，笔者将以微博作为当下网络媒体的代表，以近期发生在新浪微博的“罗永浩与西门子”的微博维权事件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究新媒体语境下公民维权新渠道的成因，简单设想利用微博维权可能出现问题，并对传统媒体在网络维权事件传播中应扮演的角色做简要分析。

　　二、个案分析

　　(一)事件回顾

　　2011年9月27日，牛博网创始人，老罗英语培训创始人罗永浩在新浪微博发布了一条内容为“三年前买的西门子冰箱和洗衣机陆续都坏了，再也不买这个倒霉牌子了，电器还是日本人做的靠谱。”的微博。

　　这条微博随即被多次转发和评论，不少人提到自家的西门子冰箱和洗衣机也存在质量问题。其中关冰箱门时一旦用力便会弹开，冷藏室食物变质，冷冻室大量结霜的情况，引起了百余人共鸣。最终，这一无心之举触发了一场以罗永浩为代表的新浪微博用户向西门子电器发起的维权战，获得了同为公众人物的了作家冯唐，歌手左小祖咒的力挺，赢得了众多网民的支持。

　　西门子工作人员与罗永浩私下进行沟通希望平息此事；西门子家电官方对消费者提出的质疑，不经检测就专断地发布了“确认不属于质量问题”的推卸责任的答复；西门子家电始终不愿意直面问题，采用为冰箱“加装报警装置”的解决方法；西门子家电雇用网络水军试图引导网络舆论的行为等一系列失败的危机公关令罗永浩和新浪微博上其他西门子用户对西门子方面的处理方式深感不满，使得事件的关注度一再升级，传统媒体对此也做了跟进报道。[3][4]

　　(二)促成“罗永浩与西门子”微博维权的外因和内因

　　(1)传统维权方式的高成本与低收效

　　在网络媒体尚不发达的情况下，消费者可以通过向消费者协会投诉，向行政执法部门申诉，向法院提出起诉等方式进行维权。繁杂的投诉，申诉，起诉流程，需要消费者投入巨大的时间成本。

　　今年“3?15”期间，《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显示，57.5%的人认为消费维权时间成本高，28.0%的人认为，经济成本高是阻碍维权的重要原因[4]。高昂的经济成本让担心得不偿失的消费者选择放弃对合法权益的追求。

　　即使排除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这两项因素，若消费者遭遇不负责任的商家，或是相互推诿责任的相关部门，那么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是得不到丝毫的保护。

　　我国维权体系的制度缺漏和维权机构的职能缺位，最终导致了传统维权方式的高成本与低收效，消费者只有另谋他路来表达自身的权利诉求。

　　(2)新媒体提升了公共话语权

　　话语权不应仅仅是“一个人想说什么话就可以说出来的权利”，我们还要关心这个人说出的话有没有被人听见。受众缺位的传播并不能算是有效的传播，因而话语权在此处并不能算是真正得到了行使。有信息源发出信息，且有受众接收到信息的有效传播，才能让话语权得到行使。

　　这就好比，一个人权利受到侵害的人抱怨对于某商家的不满(一个人想说什么话就可以说出来)，作为消息源，这个人的确是发出了他所要传达的消息。但如果没有人听到他的抱怨(消息的受众的缺位)，那么这条信息的传播链就是断的。我认为，在这种断裂的传播链并没有赋予信息的发送者任何话语权，只有这句抱怨被人听到，发出抱怨的人才算是得以行使话语权。

　　假设一种更好的情况，如果信息的受众能对某条他接收到的信息做出一定的反映，支持或反对，褒扬或批评，那么这样的传播相较于前一种就更加有效力，信息源的话语权也相应得到了提升。

　　这又好比，不仅仅有人听到了权利受到侵害者的抱怨，这个听到了他的抱怨的人还十分同情他的遭遇，进而将他的不满传给下一个信息的受众，如此接续下去，这条信息的影响力就得到了扩大，信息源的话语权得到不断提升。

　　互联网将以数以亿计的人聚在一起，以交互式的传播方式革新了传统媒体“一对多”的传播方式，这让你说出的话总有人倾听，并就之选择立场，发表评论。新媒体为公众话语权的提升提供了一块沃土，尤其是网络媒体。而Web2.0时代涌现出来的实现“所有人面向所有人传播”的新形态，为理想的公共领域和自由的舆论场开辟了一块虚拟而真实的试验田[5]。

　　历史境遇性说明公共领域是历史的产物,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有所改变。然而,正如科学技术革命对于人类社会的作用,媒介的革命促使着公共领域的结构发生转型。回顾过去,人类发展的历史可以看作是一部媒介的发展史,从面对面地话语交谈到书写和印刷媒介的诞生再到后来的电影电视,直到现在的网络媒介,人类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在这一更迭过程中发生了与之相适应的变化。而每一次这样的变化都会造成公众的话语权的提升,从而使公众能更多更广的参与公共事务。[6]

　　(3)微博的传播特性和意见领袖的名人效应

　　发一条微博，就像散开了一张网。裂变式传播使得信息的散播范围较之于其它网络媒体更加广，也使得信息的扩散变得更加快。又广又快的传播，利于舆论环境的形成。

　　意见领袖是指那些能够影响他人观点、态度甚至行为的人。在微博环境中，影响个人成为意见领袖的个体素质主要包括：个体已有的地位与名声，个人的信息拥有水平，个体专业知识水平，个体的网络传播能力和社交能力，以及个体参与网络活动的频率与深度等。[7]意见领袖的存在，已经决定了网络媒体中人与人之间话语权的不平等。新浪微博的加V身份认证机制，也是一种对于话语权的再分配。意见领袖因拥趸更多的关注者，获得了更大的话语权，更多的关注者，更多的转发，因而，意见领袖的言语对于舆论的引发和导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微博上，一个人所能接受到的信息取决于他所关注的人。看似增强了信息受众的对于咨询的自主选择性，实则从另一层面将信息的受众置于被动地位：你关注的人在关注什么就决定了你要关注什么。如此，即使没有关注某位意见领袖的人，也会经由多次裂变式传播被该意见领袖的信息辐射到。

　　“罗永浩与西门子”的微博维权事件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微博广而快的传播特性和名人效应这副催化剂。

　　(4)网民的心理因素

　　微博传播更多地依赖社会网络这一传播基础，微博上的信息分享、评论等行为同时也更多地体现出行为背后的价值或心理等不同层面的文化认同[8]。

　　大多数新浪微博用户对罗永浩发出的有关“西门子冰箱维权”的微博是持肯定意见的。支持者中有一部分是与罗永浩有相同遭遇的消费者，可以认为同病相怜这种情感在此起到了一定作用。绝大部分就此维权事件站在罗永浩一方的新浪微博用户，并非也是被侵权的西门子家电消费者，而仅仅是出于对罗永浩竭力维权这一行为的社会价值的肯定。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他们在这场维权之争中选择站在罗永浩一方，都是因为这样做是符合他们自身心理需求，符合社会普遍价值的。

　　三、反思

　　(一)微博维权可能出现问题

　　(1)消费者与商家在微博上进行长期拉锯战，而始终没有质监部门或维权部门出面对争执予以合理的协调和解决，微博维权失败告终，使得争执的双方两败俱伤，都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消费者想得到的补偿，商家想维护的名声。

　　(2)假使微博维权屡屡成功，不免让消费者有一种“除了制造噱头以外，没有更好的维权方式”的错觉。进而滥用微博，令维权活动变质。

　　罗永浩组织的西门子大厦前的砸冰箱事件，是此次维权活动中的一个高潮，但这并没有促使西门子家电做出令人满意的答复。直至笔者完稿今日，这场维权之争还没能平息。西门子公司至今未能给出令消费者满意的答复，罗永浩和他的拥护者们也在继续他们的微博维权路，这样漫长的维权路让笔者做了如上两个可能的猜想。

　　微博作为媒介形态的一种，的确担负有舆论监督的责任，但维权的主战场并不应该是微博。维权的主战场应该是每一个商家的售后服务平台或者是专门的维权部门，微博应该只是一个辅助维权的工具。微博维权更像是媒介功能的越界，而非媒介功能的外延。

　　(二)传统媒体在网络维权事件传播中应扮演的角色

　　一部分传统媒体关注到了“罗永浩与西门子”的微博维权事件，对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也做了相关的报道。但就此事件而言，我认为传统媒体在网络维权事件传播中应做的工作还有待完善。

　　(1)传统媒体在网络维权事件中应发挥自身的专业采编能力，对事件进行更深入地探究，持续地关注和报道，弥补微博作为新媒体的缺陷。

　　(2)对于维权过程中的争议性问题应该着重予以关注，比如“冰箱门是否存在质量问题”这样的问题。

　　(3)不能应盲目跟随微博上的舆论方向。要亲自反复查证，厘清事实后，正确地做出舆论向导。

　　(4)微博的传播范围是有限的，较为依赖传统媒体的群体十分需要传统媒体做为网络信息的搬运工。

　　这些都是作为新媒体的微博做不到的。在媒介融合互补的趋势下，传统媒体应当担负起这一份责任。（来源：人民网 文/周古月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 编选：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参考文献】

　　[1]于建嵘.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M].人民出版社，2010.8

　　[2]Wilbur Schramm. TheStoryofHumanCommunication [M].HarperandRow Publishers, 1988

　　[3]罗永浩.西门子冰箱门事件的“通稿”(一)[Z].罗永浩的博客，2011.11.30

　　[4]吕林荫.“冰箱门”的维权路，怎走得“步步惊心”[N].解放日报，2011.10.14

　　[5]詹骞.浅析新媒体形态[J].新闻传播, 2010.4

　　[6]李东升，姜晓宁.互联网对公众话语权的影响——一个基于公共领域理论的初步分析[J].哈尔滨学院报2006.11

　　[7]彭兰.微博客的信息传播机制分析[Z].彭兰博客，2010.10

　　[8]王金礼，魏文秀.微博的超议程设置：微博、媒介与公众的议程互动——以“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事件为例[DOI]. CNKI:65-1201/G2.20110919.0855.001，2011-09-19 0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