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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互联网+”下知识产权保护新思考
发布时间:2015年12月08日 11:05:43

(电子商务研究中心讯)  无论对于传统企业还是新兴互联网企业而言,知识产权制度的不断深化对于其平稳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知识产权保护是企业发展不可忽视的。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以知识产权中的专利制度为例,在面对互联网大浪潮时,难免会显得力不从心

  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创业和创新已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

  今年,国务院先后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等重要政策,对于规范和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出了要求。

  在两个《意见》中,除提及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外,还指出要实施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可见对于创新和创业而言,知识产权保护是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而随着今后创新主体和创业者的不断投入,知识产权与产业的结合也会更加紧密,并将以全新的状态进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

  在北京理工大学、中国技术交易所、北京强国知识产权研究院11月7日联合举办的“2015强国知识产权论坛”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政策法制司司长王自强指出:“创新是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因由之一,知识产权制度因创新而生,又伴随创新而获得深化发展及不断完善。”

  作为置身于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浪潮中的企业或个人,如何利用好知识产权这一武器,保护好自身权利并获得更好的发展,已成为当下企业及创业者亟需探讨的话题。

  经济发展绕不开创新

  近期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在2020年时全面实现建成小康社会作为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目标。

  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意味着我国经济需要保持中高速的发展,经济的高速发展自然离不开创新,其中包括不断地提升引领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等。

  王自强表示,从经济平稳发展和提升质量角度而言,我国所建立和完善的一整套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仅以版权产业规模的最新统计来看,它在2012年为国民经济所做贡献达到了6.87%。

  谈及近些年来我国知识产权事业的发展状况时,国家知识产权局保护协调司副司长张志成在论坛上表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知识产权大国,发明专利申请量已连续四年居于世界第一,商标累计注册申请量更是连续十三年居世界第一。

  在知识产权制度建设上,我国已建立了符合国际通行规则、门类较为齐全的法律法规制度,并呈不断完善趋势。

  另据研究表明,在世界上四十个推进科技资源投入和知识产权产出较大的国家当中,我国知识产权排名居于世界中上游水平,并正从知识产权大国向知识产权强国方向发展。

  强国知识产权研究院院长杨旭日表示,创新是支撑创业的基础,只有创新才能使得创业不只是简单的模式上的变化,而知识产权也具有保护创新创业的基本职责。

  但同时杨旭日也表示,虽然近些年尤其是2014年后,包括商标注册等方面在内的知识产权领域发展很快,但却没有形成很高的价值。

  王自强也对我国知识产权领域和创新领域在今后发展中应该注意的事项提出了一些建议,比如注意增强全民的创新意识以及提高民族创新能力等。

  张志成则认为,在迎合服务大众创业,促进万众创新的浪潮时,还应构架好严格的知识产权体系并将世界发展水平作为坐标和参照,推进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发展需要的知识产权制度,为我国成为知识产权强国保驾护航。

  “互联网+”下知识产权保护难题待解

  互联网与创新始终是两个密不可分的话题,如果说互联网成就了中国全新的大众创新局面,那么创新也是新兴互联网企业崛起的关键。无论对于传统企业还是新兴互联网企业而言,知识产权制度的不断深化对于其平稳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知识产权保护是企业发展不可忽视的。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以知识产权中的专利制度为例,在面对互联网大浪潮时,难免会显得力不从心。

  究其原因,360公司知识产权部副总监赵军表示:我国现行的专利制度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虽然适应了工业革命的发展要求,但是其基于的技术、创新高度等方面还局限于过去的时代,而面对当今社会中“云计算”“云存储”等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时,过去的专利制度难免存在一些不足。

  这些不足源于互联网经济的几大特点。

  首先,互联网经济是双边市场,不再像过去的销售模式,仅存在卖方与消费者,单纯以消费者购买完商品即为交易结束的单边市场。如今的“互联网+”时代,消费者通过互联网购买一件商品,可能提供服务的平台是一家,而提供货物的是另外一家,因此一旦发生侵权问题,侵权主体如何认定便是个问题。此外,互联网最大的颠覆就是免费模式,以360公司最开始提出的杀毒软件免费概念为例,曾有人质疑如果免费靠什么盈利,而实际上一种产品能满足用户痛点,当用户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是会有其他营运模式的。比如企业可以收取在自身平台上投放广告的费用或与其合作的手游公司销售虚拟道具的盈利中分成等。

  简而言之,通过提供免费的服务积累用户数量,再通过用户数量利用广告或增值服务等进行盈利,这是相当数量互联网公司的基本盈利模式。但在这种免费服务的过程中,如果存在侵权,如何计算赔偿数额也存在一定难度。

  在用户体验至上的“互联网+”时代,在免费服务作为用户积累的模式下,用户的转移成本也相对较低,对于用户而言,如果一家公司的产品没有吸引力,只需要换款软件或者换家公司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替代品。而这对于互联网企业而言,在提升用户体验这等方面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通常的观点认为,互联网经济是注意力经济,需要企业不断改进产品吸引用户,但这种改进频率很高、产品推出速度很快的情况和专利保护授权往往存在冲突,因为专利保护的授权时间较长,所以如何对产品进行快速及时的知识产权保护也成为新的问题。

  另外,“互联网+”时代中很多创新与工业革命时代不同,可以称为微创新,以这种不断的微创新使得用户获得更加舒适的体验,但微创新的高度不高,所以如何衔接微创新与当前专利制度对于创造性高度的要求也成为尚待破局之处。

  赵军同时指出,由于“互联网+”是互联网跟传统行业深度的融合,所以企业过去的商业模式也必将得到改变。在中国“互联网+”浪潮的中,出现大量的商业模式创新,但中国没有充分和专门的对于商业模式的保护,导致中国的中小互联网公司很难成长壮大起来。所以,将某种新的商业模式纳入到中国现行的专利制度中进行保护,也将是知识产权保护发展的期望。

  理智看待互联网中的竞争

  当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形势后,毫不夸张地说互联网经济已成为了中国刺激消费和创造需求的引擎。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副庭长王闯在论坛上指出:“根据目前看到的数据显示,互联网经济营收规模在2014年攀升到了7000亿元左右,2018年应该会达到2万亿。”

  在肯定互联网对于经济贡献的同时,王闯也指出,当互联网在各个产业和领域融合的趋势势不可挡时,“互联网+”下的企业竞争也会更加激烈,而这对于知识产权保护而言,也会提出更多的挑战。

  而在解决有关知识产权相关问题时,首先要注意的是对于一系列概念认识的不断深化和改良,以此来适应“互联网+”时代的浪潮。

  在乐视法务部副总监史月阳看来,在互联网创新商业模式下,判断一个企业的产品是否构成了不正当竞争,传统的竞争法思考存在一定的不足。

  史月阳表示,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互联网企业平台在做智能终端时,更多的会考虑终端硬件和互联网平台结合以后会形成怎样的衍生产品,因为其定位已提高到了完善服务型互联网生态的必要环节。

  但在做终端硬件时,常常会发生一种怪现象,即经过企业的生态补贴后硬件价格低于成本定价,以近期乐视推出的一款手机为例,虽然手机从性能或是从硬件到原材料等方面成本很高,但经过企业补贴后,到达消费者手中时,价格依旧亲民。之所以会存在这种情况,是因为双边市场网络环境下造成的,而这种模式对于平台企业而言并不会受损,相反这种做法还会使得那些对于价格敏感度很高的消费者不至于流失,而当用户数量和商家数量被不断吸引过来后,对于平台整体而言是盈利的,而这种定价策略就是倾斜式定价策略。

  根据学者研究,从传统领域到现在的互联网领域,倾斜式定价相对普遍性地存在着。这也是在互联网双边模式下,互联网企业能够做到低于成本定价的经济学原理。但是这种原理放在当下的竞争法传统的逻辑框架下,两者就存在一定冲突。

  比如在低于成本定价方面,受到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价格法等约束,甚至有时这种低于定价的行为会被认作是企业的垄断行为或者价格被认定为是掠夺定价。这种认识也应随着“互联网+”双边市场创新的浪潮转变,而不能局限于法条本身的解释。

  电商平台如何解决商品侵权

  在“互联网+”的浪潮下,作为参与其中的电商平台而言,知识产权保护更是无法抛开的话题。当大型电商平台承担商品销售的主要渠道之一时,在其平台上流通的商品是否构成侵犯知识产权,则成为企业监管和探讨的重点。

  京东商城是国内第一大自营B2C电商,谈及京东商城是如何做好商品日常的知识产权维护时,京东集团法务部——知识产权部负责人范艳伟表示,首先在“互联网+”的形势下,京东上的商品是海量的,因此对于商品是否侵权的鉴别和监控工作量也是巨大的,而电商平台作为网络服务者,在不属于平台自身直接侵权的情况下,目前法律上适用最多的是《侵权责任法》第36条,也就是网络服务者在知情后要马上采取必要的措施,另外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亦提到平台还有通知——删除的基本义务。

  从法律上而言,对于平台中销售的产品存在知识产权侵权问题,电商平台做到通知——删除已算是履行义务了,但商誉是企业的生命,在法律之外还应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以保障平台上商品的清洁度。

  范艳伟以京东为例介绍说,首先,对于平台内自营商品的供应商进行严格把关,在商家资质的审核中,京东对于即将入驻的商家所开店铺或者所销售品牌的商品需要哪些资质的划分非常详细,另外京东还有敏感词筛查系统,“原单高仿”等词汇是无法出现在京东平台上的。

  此外,平台还有专门部门对平台上商品进行抽查,工作甚至会细化到从买家的评价中抽取数据。比如买家反应买到商品质量差、疑似假货等数据都会被京东平台抓取到,之后对于这种存在一定风险的商品进行处理。京东还与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合作,一旦消费者反应所购买商品存在问题,将由京东承担费用对产品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和安全问题进行鉴定。

  范艳伟同时也指出了一些在平台日常运营中遇到的难题,比如对于专利权侵权投诉的处理。在处理此类事件时,工作人员并未接触过产品,而谈及仅凭工作人员的微薄之力去鉴定并判断出商品是否存在专利侵权如此具有专业性的决断,更是难上加难。此外,对于商品的恶意投诉情况,投诉方追究商家较易,而商家反过来追究投诉方则并未有明确的法律支持。

  而在美团网高级法务经理刘敏娟看来,电商平台在日常与商家展开合作进行品牌保护时,还应建立自己的黑名单制度。

  以美团网为例,当商家在一个品类的上被确认存在侵权行为,美团会将其商品进行下架并拒绝与该商家再次合作,而作为被侵权一方的商家的品牌信息也会被美团加入到重点保护品牌中,避免该品牌被二次侵权行为的发生。这种模式也是打击侵权的有效措施。(来源:《法人》 文/肖岳;编选: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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