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商务研究中心讯)　　导读：据有关媒体报道，滴滴出行将开启新一轮融资，募集金额至少为10亿美元资金。该轮融资完成后，滴滴出行的估值将超过200亿美元，而此次融资距离上一轮仅隔5个月。

　　滴滴出行这一路以来的融资记录有多么凶猛：

　　卡兰尼克在此前曾这样评Uber在中国市场的表现：“Uber在美国已经盈利，但是在中国却一年亏损10亿美元，我们有一个强劲的对手，他们在每一个城市都没有盈利，但是他们正在购买市场份额，我希望整个全球市场不会是这样。”

　　一方面，Uber在感叹自己为了压制对手，被迫烧掉了10亿美金；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在向外宣示，“我们的资金链很充足。”目前，Uber全球的估值超过600亿美元，共募集资金超过100亿美元。而Uber中国最近的动作是：今年1月，中国优步对外宣布完成了20亿美元B轮融资，投资方为海航资本、中国人寿、中信证券、太平洋保险等：

　　在此背景下，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互联网+”智库系列丛书第五部《Uber：开启“共享经济”时代》(详见：www.100ec.cn/zt/uber/)应声发行，火热销售中。(作者：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曹磊，资深媒体人、中国新闻社浙江分社总编辑柴燕菲，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O2O行业分析师沈云云，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海外“互联网+”分析师曹鼎喆)该书首度揭秘了估值超500亿美元的初创公司Uber成功背后的秘密与商业逻辑，全面打开了未来“共享经济”的大门。该书在全国新华书店、机场中信书店，以及天猫、京东、当当、亚马逊中国、苏宁易购、淘宝、微店、拍拍等各大电商平台均有发售。以下是本书关于Uber创始人的解读：

　　Uber创始人是特拉维斯•克拉尼克(Travis Kalanick)，他在23岁时就遇到了一个麻烦：30多家媒体巨头联合起诉他的公司，要他赔偿2500亿美元。你没看错，是2500“亿”。这钱能买下整个Facebook或阿里巴巴还有的剩。事情是这样的。在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计算机本科时，克拉尼克认识了系里的几个牛人。大家一起辍学开公司，做了个叫Scour的P2P下载软件。

左边两位是克拉尼克的爸妈

　　Scour一发布就火遍校园，大学生们欢乐地用它下着盗版视频和音乐，他们公司也立刻获得了数千万美元的风险投资。

　　然后，法院传票来了。美国电影协会、唱片工业协会和音乐出版商协会起诉他们侵犯版权，要求赔偿2500亿美元。克拉尼克哪来那么多钱，于是公司就破产了。Scour黄了也挡不住克拉尼克爱折腾的心。他拉上几个高管立马又开了家新公司。

　　最初一切都非常顺利。才花了几个月，他们就找到了投资人。在签合同前，双方决定开个会确定些细节。2001年9月11日，投资方代表在波士顿坐上飞机，准备去他们公司。

　　然后，这架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

　　投资泡汤，全国上下又乱成一团，克拉尼克同学的公司一下子陷入了财务危机。这时他想出一个天才的点子——不给员工交个人所得税，这样就省钱了呢!

　　然后，法院传票又来了。这次找上门的是国税局，他们给了克拉尼克同学两个选择：罚款或者坐牢。这次克拉尼克同学只好认栽，凑钱交了罚金。公司折腾了几年之后，终于在2007年被一家网络巨头以2300万美元收购了。克拉尼克同学获得了人生中第一笔巨款。

　　换了别人，这时候当然就得花天酒地一番。而克拉尼克同学可不是普通人，他的选择当然——也是花天酒地。他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周游世界。

　　但到了第二年，他就觉得无聊了，决定还是得干点正事。于是他继续出没于各种创业圈子找点子，最后把目标锁定到了出租车行业。

　　在旅行中，克拉尼克发现许多城市都有打车难的问题，他认为这完全是行业垄断造成的。于是他和几个合伙人决定开发个打私家车的软件来打破这种垄断，他们给这软件起名叫“UberCab”。

这四位是UberCab的创始人，右二是克拉尼克

　　最初他们在旧金山找了家汽车租赁公司提供服务。由于服务又好车又好，UberCab很快在当地IT圈火了。

　　然后，法院传票，政府禁令又来了。

　　发禁令的是旧金山交通管理局，他们给UberCab的运营挑了一堆刺，最后还说：“你们没出租车运营资质，怎么能叫UberCab呢(Cab是出租车的意思)?”

　　要换别人，肯定觉得这买卖没法干了。没想到克拉尼克同学看到禁令开心得不行，见人就说：“他们要封杀我们，这个项目成了!”

　　他决定根本不理会禁令，生意照做，客人照拉。说我名字不行？去掉cab改叫Uber就是了。

　　先扩张，再用钱解决一切问题，这就是他们的行为逻辑。为改善糟糕的形象，克拉尼克雇佣了奥巴马的顾问David Plouffe。

奥巴马顾问David Plouffe

　　事实上Uber在每座城市的扩张都是一场战斗，而这是克拉尼克最擅长的。

　　在华盛顿，他从网上发动了数万居民给市长发邮件要求解除禁令。在丹佛，他甚至还发起了一场示威游行。芝加哥最初试图发禁令阻止Uber进入，但当市长的邮箱被抗议邮件塞爆后，禁令就不了了之了。

　　在伦敦和巴黎，愤怒的出租车司机举行了大规模的罢工，抗议Uber抢了他们生意。而克拉尼克的对策是立刻宣布当地Uber打车免费。

　　结果打不到车的居民只好纷纷下载Uber打车，罢工居然变成了Uber免费推广。

　　在一些被禁的城市，Uber甚至会偷偷组织培训，指导当地司机躲过检查。通过各种非常规手段，Uber目前已经扩张到了50多个国家。克拉尼克正面对着越来越强烈的抵抗，而他显然乐在其中。

　　他在各种场合激烈抨击出租车行业和监管机构，宣称这个行业即将灭亡，而全球1000万出租车司机很快就会被Uber车主取代。

　　这些话带来了巨大的麻烦，但他毫不在乎。对克拉尼克这一点，马克•库班有句评价非常精彩：他只是要战斗，而不是要打赢。

　　Uber共同创始人

　　他们的故事都有一些共同的主题，比如意外加盟了一家一开始似乎毫不起眼的公司，然后拼命创新，利用Twitter求职，与重要的科技发展保持同步等等。以下为5个人的口述实录：

　　公司创业初始期的CEO莱恩•格拉维斯：2009年，他还在为GE工作，他觉得自己需要改变。

左边为莱恩•格拉维斯，右边为奥斯汀•盖特

　　“我不能再当一个GE人了。”——我告诉自己，我想进入创业界。于是我在Twitter上关注了纽约的很多人，以及全美各地的天使投资人，因为我猜想天使投资人知道下一个大事件是什么。

　　我想了解下一个创新热点。我先去见了LBS(基于用户地理位置信息)网站Foursquare的人，当时他们只有四五个人，也没有提供任何实习机会或业务岗位，但我还是去了芝加哥，就算开始为Foursquare工作了。我干了大约3个月，然后通过在Twitter上关注的某位天使投资人的账号看到了特拉维斯发的一条推文。他谈到了Uber获得大机构投资，有大人物支持。我觉得听起来有点意思。

　　于是我给他发了私信，然后写了几段话介绍我自己。我们整整聊了两个小时，一直聊到凌晨一点。然后，我在半夜叫醒妻子问她：“我们搬到旧金山怎么样？”她说：“如果你觉得好，我支持你。”

　　2010年2月，我搬到了搬到旧金山。新公司当时有很多工作要做，特别是要继续完善Uber联合创始人加勒特•坎普开发的产品。

　　加勒特有一个原型产品，但运行得不是很好。我们设计了UberCab.com的网站。我们还完善了注册流程和集成信用卡支付系统。所有最基础的商务框架都需要被构建出来。当时我们经常约一名司机在咖啡店见面，问他问题，以了解我们的一些产品理念是否真的行得通。

　　首位工程师康拉德•惠兰：一次令人眼界大开的旅行和一通电话改变了一切。

　　我之前一直在家乡加拿大卡尔加里市的IT界工作。加勒特•坎普也是加拿大人，我们认识很多年了。

　　2010年1月，我进行了一次疯狂的横穿欧洲自驾之旅。在穿越西班牙和葡萄牙之后，我认识到，外面的世界原来这么大，我必须走出家乡。但当时我并不想再去另一家创业公司，而是想休息一阵子。有一天，我顺手给加勒特打了个电话，想知道他最近过得怎么样。当他发现我正好闲着，并且准备搬家时，他马上给了我一份Offer，邀我来旧金山帮助他一起启动Uber。

　　于是我成了Uber的首位工程师。

　　我刚加盟公司的时候，那款产品还没法接受注册，只是预约车辆的一种途径而已。所以我构建了一个需要信用卡，能够生成用户账号的注册流程。等这些做完，我们就能正式发布产品了。当时是2010年的6月1日，距离我加盟Uber正好两个月。

　　我做的下一件事就是优化Uber的调度算法，以避免司机错过车辆分派任务。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了3年左右，我到现在还觉得这事儿挺酷的。

　　第二位工程师莱恩•麦基伦：“代码是用西班牙语写的。欢迎来到Uber。”

　　我是Uber的第二位工程师。格拉维斯和我是大学校友，我是从他那里知道这家公司的。

　　当时，Uber从另一家名叫Zozi的创业公司那里租用了一间小会议室，就是用玻璃幕墙隔开的那种。那张桌子几乎和房间一般大。我还记得到公司的第一天早上，刚跨过门槛，我就注意到了堆在桌子上的一摞书，都是关于计算机科学、编程和数据库的。它们都是原装的，连封皮都没撕。还有一本破破烂烂的书看来已经被翻阅了无数次。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嘿，康拉德，为啥桌上还有一本西班牙语辞典呢？”他看着我说：“因为代码是用西班牙语写的。欢迎来到Uber。”

　　从实习生到开辟新市场的专家奥斯汀•盖特：“你必须给我一次机会。”

　　当时我刚出校门，正在找工作，经济很不景气。我在Twitter上随机关注了一些科技界的人。后来我看到了几条关于Uber的推文，看起来很有意思。我听说他们正在招实习生，于是我找到了莱恩•格拉维斯，他当时正担任Uber的CEO。我对他说：“你必须给我一次机会。”

　　那是2010年的8月。很快他就打来电话：“先回答几个问题吧。”我尝试着给出自己的答案。然后他很快说：“你为什么不来一趟？”我就去见了他们。

　　莱恩•格拉维斯与奥斯汀•盖特在公司创业早期。

　　当时他们正在借用Zozi公司的办公室，空间很紧张。我不记得当时我们谈了什么，但氛围很随和，我喜欢这一点。我记得那天我打扮得非常正式，但是他们都是一副书呆子的样子。

　　当时我心想：“这些家伙真酷，对他们的事业充满激情，他们的产品也非常有意思。”所以我诚恳地请求格拉维斯给我一次机会，他答应了。老实说，我其实并不是非常够格。前几个月挺煎熬的，我做得也不是很好。但即便是在我还比较生疏的时候，他们也没有放弃我，直到我渐渐熟悉了业务。

　　我是个实习生，所以我的工作也不是很固定。我记得我曾在会展中心门口发过传单，但是没人想接。我也给Yelp上的很多司机做过电话推销。后来第一个支持我们的司机来了。当时我就觉得：“我能行。”早些时候我们也试过自己做客服，那些电话会直接转到我的手机上。如果我没接，它就会转到格拉维斯的手机上。如果格拉维斯也没接，就会转到特拉维斯的手机。总之一开始的时候，这就是我能够做出的贡献。

　　由于当时我是刚出校门的菜鸟，我一度觉得自己写不出一封得体的邮件。然后我很快意识到：“噢，大家都是写到哪算哪。”在一家创业公司里，没人知道他们自己在干什么。自从我对这一点产生了信心以后，我的工作很快就上手了。

　　当我们开始得到用户的支持时，我想：“好吧，我要做所有的支持工作。”我承担了博客社区管理方面的工作和许多琐碎的事务。然后我们负责司机运营的人从公司离职了。他们说：“奥斯汀，你能把这一块的工作也兼了吗？”我说：“当然可以。”于是从那时起，我开始负责管理与合作伙伴的关系。

　　当时我们做的还仅仅是礼宾车这一块。有一次我去接客户，我正好陪他走出来，结果看到他走进一辆粉色的克莱斯勒里。我想：“我们以后最好还是提前做一下车辆检查。”

　　每次我在一个城市做推广时，我把我做的每件事都做了笔记，那就是我们最初的一个非常草率的“剧本”。后来每到一个城市，我都会修改“剧本”，使它变得更高效。他们说：“为什么你不招聘一些推广人员呢？”最终我大概招聘了50人。

　　首个监管问题的解决者雷切尔•霍特：她本来不想跟政治扯上任何干系。

左边为雷切尔•霍特

　　为了与男友团聚，我在2011年11月8日搬到了华盛顿。我回复了Uber的一份招聘启事，开始在美国首都推广Uber。我们在11月18日做成了第一单。所以在10天时间里，我们差不多把所有事情都抛在脑后了。一开始只有我和另一个推广团队在做，他们开始的比我还要晚两周。我觉得当时有一种盲人摸象的感觉。

　　最终，我们在2011年的12月15日正式发布了产品。华盛顿是我们碰到监管挑战的第一个市场。讽刺的是，我刚到华盛顿时就说过，我不想干任何跟政治哪怕有一丁点关系的事。

　　我记得那是2012年1月11日，也就是离我们正式发布还不到一个月，但Uber在华盛顿已经火得不行。从一家企业的观点看，Uber已经做得很好了。我去旧金山与特拉维斯见了面，他们当时都在办公室。真的工作得非常努力，整个团队每天都忙得团团转。

　　我刚回到华盛顿，Twitter上就冒出了出租车管理部门宣布Uber在华盛顿为非法的消息。我们想方设法地去解决这个问题。当然，由于这是华盛顿，所有人都对监管领域的故事感兴趣，所以《华盛顿邮报》和很多博客都在评论此事。

　　结果发现，有一名出租车管理部门的官员在没有引用任何法规的情况下，就断言“它是非法的”。轻轻一句话，就让大家疯了似的急了两天。然后我接到了一个电话：“那位出租车管理官员要求试乘一下，我们怎么办？”我说：“让他试乘，反正我们什么也没做错。”他让车子停在五月花酒店，然后召集媒体，扣留了司机的车子，并且开了一张2000美元的罚款票据。

　　当天我就挨个打电话给每名签约司机，对他们说：“现在发生了这件事，我们百分之百地支持你们。如果像这样的事情再发生，不管是什么罚单传票，我们都会原价赔偿。我们支持你们。”我们给每名司机都打了电话。结果当晚，上路的Uber司机比发生这件事以前还要多。

　　以上就是Uber活生生经历过的创业史，但5年后，它不但活下来了，还引发了“共享经济”的热潮，它的创始人也从一文不名，到今天的个个身家50亿美元。对于许多用户来说，那些只能靠出租车外出的日子，似乎已经成为一段历史。再次证明一个道理：创业就是帮用户解决问题，解决好一个问题你就能取得成功。本章节出选自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出版的”互联网+“智库系列丛书第五部《Uber：开启“共享经济”时代》，作者：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曹磊，资深媒体人、中国新闻社浙江分社总编辑柴燕菲，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O2O行业分析师沈云云，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海外“互联网+”分析师曹鼎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