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经社讯)摘要：近日，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直以来，海外代购成本低，国内需求量大，催生了一大批海外代购从业者。对于走量较少的代购，本来利润就不多。一旦开始交税，其生存空间自然就变小了。”
曹磊分析称，“《电商法》实施前，代购的利润点在于免交关税、消费税等，也是和以往的执法依据不够明确、执法程度不够到位有关。但《电商法》明确规定代购办理主体登记及纳税问题，成本自然就上去了，价格也会相应地上调，其优势也会减少。”
但曹磊同样认为，《电商法》并不意味着代购被判了死刑。电商法并没有禁止个人代购。政策的出台能淘汰掉行业内不正规的“小代购”，有利于市场的良性发展。
以下是报道原文全文：《电商法倒计时，代购的煎熬：观望、转行、上班去》
“再见了亲们，从2019年1月起我将不再做代购生意。祝大家未来一切安好。”12月20日，资深代购马青（化名）在自己的客户群里宣布了这个决定，“没办法，今后代购市场监管越来越严，赚不到什么钱了。”
2018年8月31日，我国电商领域首部综合性法律《电子商务法》(下称电商法)获得通过，将于2019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
新京报记者了解到，电商法中明确规定“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从事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包括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以及通过自建网站、其他网络服务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电子商务经营者”均为电商经营者，必须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
“现在还是以观望行情为主。一切都得等到明年1月1日正式实施起才见分晓。”12月23日，在澳洲做代购生意的王颖（化名）说，“行业肯定会面临一次洗牌，也越发不好做了。”
监管风声趋严，将给代购者们带来什么影响？他们有怎样的打算？
女孩们将采购回来的日本“战利品”摆满酒店房间。
政策倒计时
囤货、发货、清关VS有空打游戏了
12月19日，王颖（化名）将30多罐奶粉装进后备厢，开车前往离家2公里的快递公司。将这些货发完后，她计划好好休息段时间。“圣诞节和新年快到了，澳洲的快递要1月后再营业，终于可以轻松点了。”
28岁的王颖在澳洲做了4年时间的代购。如今她手中有两三百个固定客户。“大部分都是年轻妈妈。代购的也都是奶粉、保健品等。”王颖告诉记者，“和欧洲不同，澳洲很少有奢侈品代购。毕竟不是生产国，价格和国内相差无几。”
最近一段时间，她特别忙碌，手机里不断传来客户下单、催单，以及临时加单的短信。每天早上9点不到，她就得开车辗转于各个药房和商店进行采购，下午再将货拉到快递公司，按着订单逐一发货。
早在几个月前，澳洲的代购们就特别忙碌。“电商法快实施了，国内客户都开始疯狂囤货。”王颖说。
一位代购在朋友圈发布最近的商品。
今年8月底通过的《电子商务法》将于2019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让海外代购从业者人人自危。
王颖在意的是，据国内知晓电商法的朋友透露，国内市场或许将对奶粉保健品做出明确规定，如果没有中文标签，或者不是国家认监委认证工厂生产的奶粉保健品，一律不得销售。“这很可能断了澳洲代购者们的出路。”王颖说，当她将这一消息发布在微信群后，客户开始疯狂下单，“大家都担心以后货不好收到，现在在提前囤货吧。”
当王颖来到快递公司时，32岁的刘伟（化名）正忙着安排人员将堆满库房的货物全部打包装车。看见王颖的到来，刘伟隔着老远就问：“货多吗？多了装不下了。”在得知王颖需要打包三四个包裹后，刘伟算了算货物体积，“赶紧填单子吧。趁最后期限到来之际，能发走就发走。”
2016年，刘伟在澳洲开了一家快递公司，帮助当地代购将货发回中国。如今他却忧心忡忡，他担心的是，如果代购受电商法影响减少，自己未来同样也会受到波及。
12月21日下午，40岁的韩林（化名）站在位于香港旺角的办公室内，有条不紊地将才从奢侈品店买回来的化妆品、手表等包装撕开。一旁的“水客”头子正在做着准备，他们计划最近几天将这些货品带往国内市场。
韩林抹了把额头的汗水，半小时前他接到一位合作多年的清关公司负责人打来的电话，对方说他的货可能出了点问题。
作为一名从事代购10年的“老江湖”，韩林清楚这是什么意思。海关认为邮件内物品超出限额，希望他去补税。这不是他最近这段时间里第一次去海关，两周前他才因同样的原因被海关叫去，最后不得不将3万多元的税款补齐后才将货物取走。这让他几乎没赚到什么钱。
当天晚上，一河之隔的深圳。曾经每天都会出没于香港和深圳之间，忙碌于带货过关的赵丹（化名），难得主动邀约朋友玩起游戏来。他已经在考虑转行了，“海关查得越来越严了，谁也不知道明年会是什么情况。”
2016年2月，日本大阪，代购族将买好的商品装入行李箱。
小代购者的选择
一年赚十几万，和上班差不多，考虑转行
王颖并不清楚海外代购究竟是从何时兴起，但她清晰地记得，自己2014年第一次到澳洲时，身边几乎所有朋友都在做着代购生意。
“门槛很低，只要你在国外，就可以入行。”12月21日，王颖向记者回忆。到澳洲的第二周，她就开始在朋友圈发出代购广告。
商务部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2005年至2014年，中国境外消费年平均增长率为25.2%，是同期国内社会消费总额增速的2倍。部分国内外商品在品类上的质量差距，以及进口商品的国内外差价，促成海外代购的出现和壮大。
王颖所接的订单，大部分都是以奶粉为主。由于品质和价格等优势，澳洲奶粉一直是代购市场的热门商品。以澳洲一款热门奶粉为例，其在国内商场售价为490元人民币，而在澳洲当地售价换算成人民币仅为220元。国内不少年轻妈妈们更偏向通过代购购买。
但代购奶粉并不轻松。客户为了确保不断货，每次下单数量都在8-10罐。但澳洲销售奶粉的药房只允许每人购买2罐，如果要买齐客户所要求的数量，王颖需要跑四五家药房。
王颖算了算成本，将奶粉代购价定在270元，“每罐赚50元，挣20%的差价。”她曾经一度计划将价格提上去，但在同行处转了一圈后，打消了这个念头：“为抢市场，很多人只赚二三十元，要是涨价的话，估计没人买了。”
每天起早贪黑地抢购奶粉，让她一年内赚到了13万元。这和在澳洲当地找份普通工作的收入差别不大，但王颖看重的是代购时间更自由。更重要的是，在没找到合适工作前，这笔收入能确保自己在澳洲当地生活下去。
时间自由吸引了越来越多代购的加入，21岁的胡天（化名）正是其中之一。
2018年初来到澳洲一所大学读书的胡天，曾计划利用课余时间打工挣零用钱。结果一打听，身边同学没人打工，都在忙着做代购生意。
胡天算了笔账：澳洲允许留学生每周打工20个小时，而在当地华人餐厅或者快递店打工的薪酬通常为每小时55元。“看似每周薪酬有1000多元，一年能赚到五六万元人民币，但由于学业压力较大，复习考试的时间也长，很少能确保每周能工作这么长时间。每年最多赚到二三万元人民币。”
“代购比较简单，每天往朋友圈里发图就是了，接到订单后再抽时间去买。”胡天曾加入当地一个学生代购群中，群中每天都有上百条代购信息，谁有时间谁就接单。“所有人都希望通过代购挣点零花钱，让自己过得舒适点。”
但让他措手不及的是，2018年8月，一条突如其来的政策消息，让他还没来得及通过代购挣到多少钱，就被泼了一盆凉水。
这几乎断了王颖和胡天的代购出路。“本来现在代购行业竞争激烈，利润越发少了。如果还要加上税的话，根本赚不到什么钱。”王颖表示，“实在不行就转行吧。”
大代购的焦虑
不敢轻易发货了，“风声紧，低调点”
韩林的手机一阵震动，一位国内代理商向他发来几张Prada当季热品的图片：“这颜色订一个。”
思索良久后，韩林决定不做这笔生意，“没货了，暂时缓缓。”同时他不忘叮嘱对方：“最近风声紧，低调点。”
“能不低调吗，现在不管是从香港还是欧洲发往国内的货都基本处于被拦截状态。”12月22日，韩林告诉记者。这是他从事代购10年来，第一次对未来感到如此不安。
2008年，韩林投资60万，和两个代购行业“圈内”朋友在香港合伙开起一家专营奢侈品代购的商贸公司。三人分工明确。
一位合伙人常驻欧洲，拉拢奢侈品门店导购，组织数十位留学生当买手，随时抢购热门商品。另一位对海关熟悉的合伙人负责运货回国。韩林则在微信、论坛、QQ上推广销售、发展国内代理。
那段时间里，Prada，LV等众多奢侈品在韩林的运作下，源源不断地从欧洲流向香港、内地等市场。他也从中获得不菲回报，“一年能赚到一两百万吧，每个月至少是10多万的收入。”
为了迅速扩大渠道，韩林特意在国内招募了20多位代理商。每天他都会将最新款的奢侈品图片发给对方，由代理负责在朋友圈宣传推广，一旦有客户订货的话，则由韩林直接发货。
“欧洲奢侈品价格基本上是国内价格的7折，有时候遇到打折季会更加便宜，而我们往往是8折的价格提供给代理。”韩林介绍称，“这行业就像金字塔般，代理也会找自己的下线。下线越多意味着走货越快，赚得也就越多。”
2018年8月，电商法即将出台的消息传出。原本并不在意的韩林发现，不少自己下线的代理逐渐消失。更让他恼火的是，以往原本顺畅的运输渠道，如今也变得格外艰难起来。
韩林介绍，“以前发货通常是使用快递直邮，速度快且安全。”然而最近这段时间里，快递公司对货物检查尤其严格，稍微超额就会拒收。这让韩林颇为无奈，“不管是欧洲直邮，还是香港发货，包裹在国内海关都面临大概率拦截，不敢轻易发货了。”
近段时间里，韩林每天都会安抚旗下代理商和客户“耐心等待”。为了将货送回大陆市场，他决定重启最初由水客带货的老方法，先将手中的一批化妆品运送到内地市场。“算是政策实施前的一次试水吧。如果被海关查到，大不了缴纳税款。”
但他的老搭档赵丹（化名）却拒绝了韩林的要求。“离电商法正式实施就几天时间，海关也加大了检查力度，现在去完全是自投罗网。”12月23日，赵丹向记者坦言，“最近随时都听闻各地海关严查的消息，没人敢贸然去尝试。”
让代购们害怕的是，人肉背货一旦被查，不仅货品容易被海关罚没，更可能面临牢狱之灾。2014年3月，北京市高院对离职空姐代购案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空姐李晓航获刑三年。该案一审以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前空姐李晓航有期徒刑11年，二审发回重审，后改判3年。
“风险太大了，现在先缓缓，今后再说吧。”赵丹如是说。
快递公司受波及
为留住老客户不得不降价，未来成本或翻倍增加
12月20日，发完最后一箱货的刘伟，坐在空荡荡的库房前，抽着烟。
几分钟前，他刚结束了和国内长期合作的清关公司的沟通。他希望对方能在1月1日后，仍能以双方当前的价格继续合作。但对方委婉地表示，如果货量明显减少的话，会重新考虑彼此的合作价格。
“代购如果减少的话，对海外快递行业也会造成很大影响。”刘伟无奈地向记者表示，“货量的减少，无法在运输以及清关公司手上拿到更低的价格，快递成本自然随之提升。”
2016年，刘伟在澳洲开设了快递公司，帮助当地代购将货发回中国。由于收费便宜，加上清关快捷，他的公司很快成为当地代购们最爱合作的快递公司。记者了解到，通常快递公司在接到当地代购准备寄发的货物，通过当地货代在澳洲海关通关后发往国内海关，再由所合作的清关公司对商品进行清点，并把相应资料递交给国内海关，海关再按着资料清点检查后放行。
“过程并不复杂，但需要打点好每一环节的关系。”刘伟解释称，“更重要的是你的货要达到一定量，对方才愿意给你最低的价格。”刘伟算了笔账：公司快递费用为每公斤50元，每超过一公斤则按照每0.1公斤收取5元的额外费用。如果按照每次发货量为2吨计算的话，那么每次能收取10万元费用。而每次所需要支付给当地货代的费用为2万元，国内清单公司的费用则为每公斤12.5元，2吨则为2.5万元。“基本上每走一趟2吨的货物，利润能赚到5万元。”
但这并非刘伟最终到手的纯收入。为了方便囤货，他在澳洲当地租赁了一个约为700平方米的仓库，每月租金需要支付2.8万元，加上物管、水电等费用，以及2万-3万元的人力成本，每个月固定支出近6万元。这意味着，他每个月必须发二三趟货，才能从中获利。
“现在华人快递公司越来越多，服务都差不多的情况下，我们通常会选择最便宜的一家进行合作。”12月23日，王颖向记者表示，“毕竟代购就是个赚差价的行业，没办法接受太高的快递费用。”
为了留住老客户，刘伟不断降低价格，“基本老客户就是40元一公斤，而如果每周都会寄上百罐奶粉的大客户，价格可能会减少到30多元。”
最近让他担心的是，随着电商法的实施，澳洲当地众多小代购陷入对未来的恐慌，以及是否转行的担忧中。而一旦代购减少，自己发货量必然也会减少。
“这就是个金字塔阶梯式的价格差别。”刘伟向记者表示，只有货量越大，才能在货代以及清关公司手中，拿到最低廉的合作价格。如果一旦长期出现货量减少的情况，未来合作价格肯定会翻倍增长，“到时候要么自己少赚，要么只能增加在代购邮费上。”
代购们的未来
行业趋于正规化，坚守or退出？
电商法实施后，或许中小代购很难生存下去。
“电商法的实施，对C2C模式的个体代购影响最大。”12月23日，王颖向记者表示，“个人代购将迎来洗牌的局面，明年或许将减少近50%的从业者。”
几天前，王颖在客户群中宣布，自己很可能会在电商法实施后退出代购圈。却收到众多客户挽留。“大家都希望我继续做下去。”王颖说，“但没办法，再做下去不但利润越发微薄，更可能随时被查。”
“一直以来，海外代购成本低，国内需求量大，催生了一大批海外代购从业者。对于走量较少的代购，本来利润就不多。一旦开始交税，其生存空间自然就变小了。”12月24日，网经社主任曹磊分析称，“《电商法》实施前，代购的利润点在于免交关税、消费税等，也是和以往的执法依据不够明确、执法程度不够到位有关。但《电商法》明确规定代购办理主体登记及纳税问题，成本自然就上去了，价格也会相应地上调，其优势也会减少。”
但曹磊同样认为，《电商法》并不意味着代购被判了死刑。电商法并没有禁止个人代购。政策的出台能淘汰掉行业内不正规的“小代购”，有利于市场的良性发展。
“一旦将走私、水货，以及避税的非法代购都打掉的话，市场就是阳光的了。”12月24日，国内知名跨境电商平台波罗蜜联合创始人许胜向记者表示。
2015年7月，主打日韩商品销售的波罗蜜平台创立。“我们在这3年时间的发展中，曾多次遭遇市场中所涌现的水货、避税商家的价格冲击。”许胜说，代购市场中屡屡发生的假货、低价等乱象对行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让他极其不满。
“电商法之前，很多是个人店铺，很难监管和普查。电商法出台之后，明确从业的必须是法定代表人，降低了违法运作的隐蔽性，增加了违法成本。”许胜向记者表示，“更重要的是，给合法商家提供了更公平公开的竞争环境，以及给消费者带来更安全和可信的市场和商品。”
“如果真要收税，那就选择不做了。每个月大不了还是去找份工作，或者给一些跨境平台做买手。”胡天说，如今他身边的同学都开始逐渐退出代购圈，之前所加的微信群，人数也从100多人减少到70多人。“有时间的话，帮朋友或者老客户买点东西就是，就当义务帮忙吧。”
“很多朋友都决定转型。”12月24日，在日本工作的张思（化名）称，在日本已生活3年时间的她，此前在工作之余一直做着药妆代购。
此次电商法出台后，张思曾在网上查阅了各种政策解读和分析。在她看来自己入行只是为了赚点零花钱，如果代购法实施起来的话，自己只能选择转行。“不可能为了代购特意去注册公司。”张思说。
张思称，此前自己身边有30多个华人朋友在做代购，如今有10多个已经决定不再从事代购生意，剩下的人则处于观望阶段，“到时候还是看政策实施情况，宽松的话看能不能继续‘铤而走险’，实在不行的话就转行吧。”
韩林也开始计划将主要市场搬离国内，“之前有不少香港本地，以及韩国等地的客人。如果国内市场越发严格的话，先看能不能转移到这些市场当中。”
决定“坚守”的还有威尔士人理查德，他曾在中国工作过一段时间，自2016年回到威尔士后，就一直在经营自己的代购生意，如今已有300多个固定客户，每年能通过代购赚到20多万元。
“我该怎么办？”理查德如今正托国内朋友四处打探消息，“不知道未来，一切都看2019年的情况了。”（来源：新京报 文/覃澈）
